1920年代至2010年代的舊唐人街

1920年代之後，唐人街已逐漸在界乎皇后西街和登打士西街的伊麗莎伯街和板栗街道上形成。在這兩條街道上已建立了種類繁多的小商店，宗親和鄉邑僑社、華人教會、學校、戲院、歌劇院等。1941年，多倫多的唐人街有2,326名華人，成為加拿大的第三大唐人街。當時加拿大主要的唐人街是溫哥華(人口7,174) 和維多利亞(人口3,037)。這個情況維持到1950年代（地圖二）。

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 市政府收回面積近三分之二的唐人街， 以提供空間興建彌敦菲臘廣場和新市政廳大樓（圖1）。剩餘的部分，因地價上漲，許多業主以高價將物業出售給發展商。因此，許多中國商店和居民，遷往大學路以西的登打士西街。到六十年代，萎縮中的唐人街，就只餘下佔地約十英畝（四公頃），位於海灣街和中央街道之間的登打士西街一帶（地圖三），當時唐人街人口約有七千，而大部分的中國居民已經遷徙到多倫多市中心的其他地方。

1967年春天，城市發展專員沃爾特·文達峰（Walter Manthorpe）建議市議會將唐人街搬遷，以便騰出更多空間給 公民廣場向北面擴充。當建議還在研究階段時，土地投機者卻立即購買更多的唐人街土地，這使土地價格從每平方英尺約十二元漲價至三十元以 上。1969年二月，市議員霍勒斯·布朗（Alderman Horace Brown）認為，伊麗莎伯及登打士街範圍的多倫多唐人街的存在，鼓勵了貧民窟的發展。1970年，大多倫多市議會更建議擴充登打士街，並將登打士街，伊麗莎伯街和板栗街道上所有的中國商店遷移。這種種不同的威脅終於促使一些關心社區的領袖，例如林黃彩珍（Mrs. Jean Lumb）於1969年三月成立拯救華埠委員會。最終，委員會理事會成功取得市議會的同意，保存唐人街當時的位置。至1970年五月，唐人街仍然有七十五間商店，包括十七間餐館，十四家雜貨店，四間麵包店及其他商店和服務(圖2-3)。雖然唐人街得以被保存，但是隨著許多大型重建項目，例如假日酒店以及經絡集團（Meridian Group’s commercial complex）的商業大廈（圖4）的開展和竣工，它的實際範圍進一步縮小。到1984年，唐人街只餘下少於十間餐廳和四個協會的建築物。位於板栗街的中國聯合教會和哈格曼街(Hagerman Street)的中國國民黨黨部可說是碩果僅存的唐人街地標( 圖5 ) 。 1999年，仍有一些餐館和協會座立於舊唐人街。隨著華人顧客的不斷下降，以及華人企業接二連三的倒閉(圖6)，2010年代末的舊唐人街基本上是名存實亡。

1960年代至2012年的中區唐人街

西區唐人街被稱為“中區華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士巴丹拿街、書院街、麥考爾街和皇后街道一帶，屬低密度住宅區。那些十九世紀末的兩三層高木屋是該區的特色。1951年，猶太人在該區佔主導地位，中國家庭則只佔有該區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1950年代末開始， 隨著猶太人逐漸遷往城市西北邊緣的新住宅區， 士巴丹拿街的東南面開始有大量的房屋出售或出租。由於許多在板栗街和伊麗莎伯街的唐人街建築物被收購，並重新發展，許多中國商店，居民和機構開始向東南面的士巴丹拿街遷徙。1962年，加拿大資助了一百個從中國逃到香港的難民家庭在加拿大定居。1967年通過的移民政策更鼓勵中 國移民從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和馬來西亞來加定居。1971年，東南面的士巴丹拿街的八千名居民當中，有近一半是來自中國。華人社團，雜貨店，餐館，和其他零售商店陸續佔據了位於麥考爾街和士巴丹拿街（圖7-8）之間的登打士西街兩側。小型華人社團，宿舍，咖啡室，餐館和其他小型零售商店在曉崙街，比華利街，達西街和登打士西街的橫街相繼林立。較大的餐館，服務和零售商店，以及中國協會也開始在士巴丹拿街與登打士西街交界發展起來（圖9）。這不斷 增長和擴大的新唐人街，被稱為“西區唐人街”，是個集中國大型的商業和住宅於一身的地區。它逐漸成為多倫多主要的唐人街。

1970年，規劃局向市議會建議，唐人街的低密度住宅和商業區將會由高密度的住宅、商業和機構取而代之。這項建議受到加拿大華人協會和加華聯合行動的強烈反對，因為這會使該區的特色消失。最終，在1973年，規劃局決議把大部分位於士巴丹拿東南面的區域保留為低密度住宅和商業區，只有南面和東面部分可改為多用途的高密度住宅區。1979年，西區唐人街的特殊身份正式確立。隨後該區的新建築物，均有中國的特色。密集的零售服務開始出現，商店亦可以在地庫或高層加設出入口（圖10）。多倫多市的街車亦重新在士巴丹拿街上行走。那兒並豎立了兩扇 “門形”標誌。

中區華埠商業促進區在2007年成立（地圖四）。2012年，該區有四百零三家店舖。它們來自廣泛的業界，如零售和批發，餐飲和食品，美容和美髮，醫學和藥劑業，以及藥材業（表1）。

1970年代至2012年的東區唐人街

東區唐人街被稱為“東區華埠”。1970年代，許多低收入的中國移民在西區唐人街找不到廉價房屋。位於唐人街以東，大約三公里（二英里）的河谷區卻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那兒的物業往往比西區唐人街便宜，租金也低得多。許多西區唐人街的華人業主便趁高價賣屋，並搬往河谷區較低廉的房屋。此外，河谷區有較大的公園、公共圖書館等設施。唐人街也有街車和巴士直達該區。因此吸引了許多中國學生，年輕夫婦和餐館工人搬進去。

1971年七月，張梓桐在百樂匯道383A開設了洪記肉食，這很可能是該區的首家華人商店。同年位於597號的許店和339號的海豐魚類和肉類市場分別在芝蘭東街開業。在百樂匯道341號的高昇餐廳開業以後，該區吸引了大批的華人消費者。東區華埠漸漸開始在百樂匯道和芝蘭東街交界形成(地圖5)。來自中國內地和越南的移民和商店，也在這裡發展起來。相比起西區華埠，東區華埠有更多的路邊泊車位，又有良好的公車系統服務配合。這使它吸引了來自西區唐人街的消費者。到七十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中國商店沿百樂匯道以南至登打士東街以及沿芝蘭東街一帶，和位於百樂匯大道和芝蘭東街以東的霍蘭德道（圖11）建立起來。此外，也有中國商店、戲院等，在皇后東街開業。中華民國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銅像亦在東區唐人街以北的河谷公園豎立（圖12）。

2000年，藝術家張哲旋（Dale Cheung）設計了一個中國拱門。他在2003年當選為多倫多東區華商會會長後，成立了多倫多“中華門”籌建委員會。他大力推動在東區唐人街建立“中華門”。2008年十月二十五日，牌匾的動土儀式在位於布羅德維尤大道和芝蘭東街的西南角進行。“中華門”亦於2009年九月十二日正式揭幕（圖13）。2012年，該區的中國商店主要集中在百樂匯道以東，Greenwood以西，皇后東街以北，以及Danforth以南一帶的範圍（圖14）。

1977年至1980年代的士嘉堡唐人街

由雪柏大道東延伸出來的格倫沃特福德(Glen Watford)，原是寧靜住宅區，同時亦是通往愛靜閣的商業和住宅區的主要通道。1960年，當時的格倫沃特福德商業面積，包括了格倫沃特福德和愛靜閣廣場。它主要為士嘉堡愛靜閣社區服務，可惜，它的生意並不理想。

1977年，有位華人發展商購買了雪柏大道東的一片土地，並發展成為國泰廣場（圖15）。東方新世界美食和首家文華餐廳亦設在那裡。兩年後，清記市場和東閣酒家也首次在格倫沃特福德廣場（Glen Watford Plaza）開業。到1984年，許多中國餐館，雜貨店，超級市場，髮型屋，房地產公司，旅行社，麵包店，醫生，牙醫，甚至針灸師也相繼在格倫沃特福德廣場或愛靜閣商場啟業。這兩個廣場，聯同國泰廣場，被華人消費者統稱為“士嘉堡的唐人街”。華人的投資使位於格倫沃特福德徑兩旁的廣場生意逐漸繁盛起來。該區的路段頗為狹窄，繁忙的交通常常擠塞著道路，那兩個廣場也沒有足夠的停車位。隨著不斷增加的華人商店和絡繹不絕的消費者，那些長期居住在該區的白人居民開始有微言，認為這情況打破了該區的寧靜。1984年，有位華商購買了位於格倫沃特福德廣場南部一個荒廢了的滾軸溜冰場，並把它改建為“龍堡中心”購物商場。該商場擁有一間三百五十個座位的中國餐館和超過二十多家的中國商店。它在四月開業後不久，就吸引了許多來自士嘉堡及萬錦市，甚至北約克和多倫多市的華人消費者。愛靜閣及格倫沃特福德廣場的白人商人也不以為然，他們店舖門前的停車位，經常給那些前往中國餐館和商店的消費者佔據了，致使他們本身的顧客卻步。對於雪柏大道的交通流量突如其來的增加，當地的白人居民也是感到無奈，尤其是週末期間，車龍從格倫沃特福德徑開始堵塞並影響附近的橫街（圖16）。1984年八月，白人居民開始散佈一些針對華人社區的輿論。這種種情況促使華人聯會在士嘉堡建立，處理華人社區的問題。

整個八十年代，華人廣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界乎雪柏大道東和冰梨路交界的文華廣場，明珠廣場和春園廣場。其他華人購物商場，如士嘉堡村商場，美蘭中心和美麗徑商場，亦於芬治大道和美麗徑交界附近相繼出現。隨著華人商場的不斷湧現，“士嘉堡唐人街”這一名稱亦不徑而走。華人消費者逐步傾向於使用廣場的名稱，又或以廣場內受歡迎的華人餐廳或超級市場作為社交聚會的地點。

1986年至2012年的密西沙加中國城商場

1986年，一群香港投資者於密西沙加市登打士街888號成立了“密西沙加中國城”。2012年，共有七十個單位可供租用。儘管許多人認為這是密西沙加市的唐人街，其實它實質上並不是唐人街，而是一個私人的購物商場而已。

“加拿大唐人街系列”是全國性的華裔歷史文獻 — 「加拿大華裔歷史紀要：從隔離至融合」的附帶冊子，為個別的唐人街作更詳細介紹，因為唐人街的歷史是加拿大歷史中不可忽略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