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发展：中国E时代经济月刊专栏 

安德鲁.芬伯格

　　笔者深知自己并非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未在中国长期居住。本文以及后续文章都是作者从西方技术与发展研究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所得的看法，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安德鲁·芬伯格

　　受到了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启发，马克思在英格兰写了《资本论》，但他却是用

　　继之，俄国和日本也成为工业化国家，不久社会理论家就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晚一些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会重复像英国这样的已经现代化国家的老路的预言。然而，俄国和日本不同的国家特点以及早先的发展经历令他们与更早现代化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有着显著的差异。现在，马克思的那句老话正应验在中国身上，在中国的经验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差异要比那些共同点更加引人注目。

　　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中，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都是

　　当中国模仿当今工业化社会的非常浪费的消费模式时，会在原料市场特别是能源市场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衡。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失衡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措施与这种浪费的方式难以相容。

　　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购买的丰田汽车不会造成全世界的原油突然消耗殆尽，但却能让能源价格上涨到让中国建立在汽车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难以承受，从而让中国对这种过时的运输系统的巨大投资成为包袱。毫无疑问，不远的将来，在那些汽车运输最擅长的领域，轿车和卡车将继续被使用，但绝大多数人自己开车上班或者开着车去商场购物却不太现实。

　　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到底在模仿西方什么？对于科技知识、方法和设计的模仿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基于技术和知识的交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当然，在早期，中国的技术也曾流传到西方。若不是能从全球的知识资源中汲取营养，我们的世界可能还在以爬行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模仿技术知识与模仿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则迥然不同，我这里的消费模式指的是包括必需品和特定社会里代表富足的典型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富裕与成功的标准与当时的文化因素息息相关，而文化因素又与当时主导的技术知识和能源水平相对应。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于财富的理解也不一样。当今中国正在引进消费方式和服务于这种消费方式的技术。但依据当地文化根源和资源能够出现何种消费模式的根本问题却没有得到重视。

　　当类似中国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必需依靠从国外引进知识和技术时，是否还存在出现这种对消费模式做出内生性调整的可能呢？西方学者们没有以过去30年中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完全解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发展问题专家们则应该意识到这种变化。

　　自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技术决定论就开始受到各种其他理论越来越有力的攻击，社会建构论也是攻击力量的其中一种。这些崭新的理论认为技术发展没有唯一的路线，许多技术的分支要与不同的利益、文化和政治势力相配合。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像电力和轮子这样的基本发明，其他技术发展都是在这些基本发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基于这些基础的发明会产生许多各不相同的发明。这就是为什么各个社会都可以吸收它所需要的技术，而不是在它没有特定资源的时候止步不前。

　　确切地说，这些新观点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近期，技术研究的奖学金着重在研究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技术转移。这种转变的影响差异显著，也没有现成的规则和公式可以预测所产生的后果。以早期德国的工业化为例，这种变化很小，以至于可以说英格兰代表了德国的未来。而具体到亚洲的四小虎而言，这些社会是否正在美国化却还很难判断。关于中国的未来，中国与现有的这些发展模式都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会对它的发展路径造成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中国一定会固守贫穷，如果贫穷的意思是指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缺少丰富的消费物资、教育和许多人发展并展现他们才华的机会，毕竟，富裕的含义是需要根据社会来定义的。韩国的计算机化和计算机应用水平在全世界无与伦比，但人均拥有汽车的数字却不如美国，那么韩国和美国哪个更富裕？法国人的饮食水平远胜美国人，但他们住的房子却比美国人小，哪个国家生活更好？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最终答案的。

　　进一步说，客观的局限性和主观的愿望并不总是相对立，文化会根据现实以一种有趣而复杂的方式做出调整。人们的欲望和他们的实际需要通常会一起发生变化，比如，当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造成汽油价格涨了几倍之后，美国人暂时性的体会到拥有小型、节油和手动汽车的好处。我们可以期待，这些中国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可以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被视为是繁荣之路上的绊脚石。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印象：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意味着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后可能对市场本身造成根本性改变，中国必须预见到这些改变并相应地规划未来。关于中国发展的故事，美国、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是先例，中国要依据他自身的文化、资源和梦想来写就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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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立志要实现的未来与现在的美国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许多中国城市居民的印象中，现代化即美国化

　　安德鲁·芬博格/文

　　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但是美国人却在消耗着25%的世界资源。同时，美国也在产生着与之能源消耗量相应的污染物。这是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工业发展持续几个世纪的结果。

　　中国拥有的整体财富还远不及美国。中国的人口要比美国人口的四倍还多一点，而中国人民占有的世界财富只有大约美国人民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方面，美国将近是中国的35倍。

　　但是中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在以美国4倍甚至5倍的发展速度奋起直追。按此速度，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也成为相对富裕的国家，只要这中间没有巨大的灾害阻碍这一高速发展的势头。

　　事实上，这是中科院公布的《2006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报告》的前言部分中所提的内容。该报告乐观地展示了

　　当然，这样突出的成绩可能由各类的或有费用造就。毕竟45年时间太长，没有人有足够的信心来预测那么久的未来。但是报告的重要性不在于将来，而在于现在。中国2006年现代化进程报告向我们显示了中国当代一辈的渴望。与其说报告在为未来发展结果做出保证，不如说是在鼓舞现在的士气 ，让人们为美好的未来做出努力。

　　但这正好是报告的问题所在——中国立志要实现的未来与现在的美国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美国是一个拥有大量汽车和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这是自二战后一直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刺激经济发展的富裕模式。报告未加甄别的采用了这一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许多中国城市居民的印象中，现代化即美国化。这种印象是由于电影、书籍中将美国描绘为乌托邦和理想繁荣的代表，而其又成功地将这种印象传递给人们。

　　但是这样的未来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是难以实现的；其次，它是不受欢迎的。

　　为什么中国不能以类似美国的形式富裕呢？答案很简单。美国以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总量消耗着世界四分之一的资源。剩余75%的世界资源要为96%的世界人口使用。如果中国的财富十倍于现在，到哪里去找资源来维持美国水平的消费呢？而污染的问题也将很严峻。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奋起直追，二氧化碳气体将充斥大气层，增加对其农业生产力不利的影响。显然，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照搬美国模式都是不适合的。

　　通过美国现代化技术次要熔补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看起来是行不通的。汽油消耗定额一定会翻倍，如果报告中的预测实现，中国将在石油产量下滑和世界能源需求扩张的时代增加一倍的汽车数量。这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真正意义上激进的技术变革是否会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呢？燃料电池或是类似的技术是否有望挽救美国战后经济模式中的问题，同时使中国可以仿效这种模式呢？这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还处在科学幻想阶段。在这个阶段万事皆有可能。可是用还未成型的技术来无根据的臆测全球未来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2006年现代化进程报告提供了不只是这些难以置信的美国式发展的预测。作者描绘了一个富裕的中国：每个人享有全面的

　　美国虽然拥有令世界瞩目的财富，也未曾实现这些目标。大约四千五百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并且其受教育程度远不及其他发达国家那么高。婴儿死亡率与哥斯达黎加差不多，根本无法与法国或日本相比。贫困，正如飓风卡特里娜所向世人展示的，在美国还相当普遍。而美国快速增长的监狱囚禁了3亿人中的2百万，这差不多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对数百万的美国人，人种依然决定他们的命运。社会政策在这些领域收效甚微。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社会在将其所有的资源采用错误的方式进行分配，从而给环境和社会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国家因为其人民拥有共同的梦想并为之奋斗而固若金汤。如果俄国人坚信共产主义是通向繁荣富强之路，那么其政体也将稳不可破。反之，当对共同梦想的怀疑开始蔓延，国家的政体就会土崩瓦解。中国通过成功的经济改革使其人民坚定了他们通向繁荣未来的梦想。在任何一个富裕社会的重要成就清单上，都会有普及医疗保健这一项。而普及汽车是美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暂时性阶段的特征，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实现，这些国家中当然也不包括中国。

　　确实有一些不太公平。不管对美国模式持何种态度，既然中国有这样强烈的愿望实现类似美国的繁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仿效美国呢？但是想想这样的事实吧，美国和欧洲国家已向大气中排放了150年的温室气体，这些气体还残留在大气中。中国，公平的讲，也已污染大气有一个世纪。如果强意要将污染的机会也进行所谓公平化，对中国而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也许有些不公平，但是有一个机会可以避免美国化。办法就是创新，开拓一种新的富裕模。只要集中精力在社会各领域目标的达成上，中国式就有希望拥有更丰厚的财富和资源来提高国民卫生健康水平，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以及在发展汽车工业和郊区建设之外，提高工作和城市生活质量。与美国无计划城市化的每一个步骤都依赖汽车不同，中国可以建设令人鼓舞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居民可以愉快的生活，

　　这无疑是有利于这个对美国的成就的了解多于其问题的世界，而且这个理想是可实现的。对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避免过大的贫富差距，卫生保健待遇的过度不等，以及教育带有被美国模式同化的趋势。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例如往往只看到郊区家庭的欢乐，无视郊区生活的乏然无味。如果说及下一个要出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报告的座右铭，那应该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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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不决定命运，命运决定于我们对技术的选择。问题的关键不是支持或是反对发展，而应关注什么样的发展从长期看最为有利

　　安德鲁·芬博格/文

　　安德鲁·芬博格文现为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他曾在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所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可选择的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已在中国出版。

　　“科学知识决定了技术进步，而后者又决定了社会生活的结构”，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被普遍接收。技术，像命运一样，是不受人控制的人类行为的产物。这种 “技术决定论”最初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发达社会逐渐相互趋同：既然科学已经是一致的，那么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和社会也必然如此。但是这种观点却不为当代研究者普遍认同。我们现在认为，技术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影响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一句话，技术不是“因”，而是我们选择的“果”。

　　尽管如此，人类显然不能按其意愿为所欲为。似乎有某些巨大的力量操纵了技术进步。其中一些力量(如果不是全部)的确来自于技术本身。那么来自非技术的力量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这尤其和政策制定非常相关。我将在下面对此进行解释。

　　美国的技术历史学家Thomas Hughes曾提出一个有趣的技术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是关于大型系统的，例如电力系统或者航空工业系统。这些系统都是由众多的人员和设备经过复杂的组合而成。虽然该类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存在实体，但是他们被设计和安排以进行协同工作，就如同一大型机器上的零件。每一个组成部分对主体的服从对于系统有效的发挥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航空工业需要的不仅是飞机，还有为飞机设计的机场，经过培训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飞行空间的分配策略等，所有的这一切由管理人员协调，共同发挥作用。　　

　　在多数类似的行业，等级管理是系统构建者的首选策略，因为这类系统的非常复杂。

　　系统受其不能控制的环境所制约。机场是城市的一部分，航班必须为乘客提供食物，飞行员是工会的一员，而飞行受天气影响。但是系统在扩张时，需要考虑环境中重要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事故和敌人面前，系统能正常发挥功能。因此大公司倾向于购买价值链上游较小的供应商，并且试图控制代表工人的工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严格的技术原因，系统通过复杂的相互锁定来实现扩张。在电力行业，效率取决于为一个具有不同需求水平的、相当大的区域提供全天的服务，这一事实解释了洲际大型发电厂和的电网的增长。　　　

　　这样看来，无限制的扩张也是系统构建者的首选策略。

　　大型技术系统在成长时获得动能。这就意味一旦最初的决定被作出并且执行，系统将沿着同一个方向一直发展。组织的文化由最初的技术选择所塑造，且将一切替代的可能排除在外。改变方向的成本通常很高。因此系统被动能所拉动，在似乎是预先设定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所以电力行业将继续基于大型的电厂，尽管

　　殖民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欧洲有大量轻型武器，而且那里许多人先于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人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

　　安德鲁·芬博格@文

　　枪支体现着关于技术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

　　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技术中立且只是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服务。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认为，“枪本身不夺人性命，罪魁祸首是人”。所以枪是无辜的，同样有助于保护生命。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在使用它们，使用目的何在。我们被告知，不要将持 枪犯罪的责任都归于枪支。

　　另一方面，存在一种观念，技术暗示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个枪支自由流通社会与枪支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完全不同。所以如果要问哪一种社会更好或更坏，并同时依据技术来加以判断是十分合理的。但这无疑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美国过去的西部，枪被称作“平衡装置”。它在体力和智力具有差异的对手间实现了平衡。一个智力体能处于弱势的人只要懂得拉扳动枪机，就可以制服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种平衡观念有着惊人的民主内涵。

　　让我们看一下17世纪日本的案例。欧洲商人和传教士15世纪到日本，带来了枪和基督教。日本优秀工匠和金属工人当时无疑已具备高于欧洲的手工技艺，他们很快就生产出了更多更好的枪炮。当时日本在经历内战，枪支的引入帮助这个国家实行了统一。新政府德川幕府的闭关逐步减少了外国对日本的影响。枪支被收缴，制枪者受到政府监控。基督教徒被迫改变信仰，于是基督教伴随着与其一起被引入的枪支，同时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了250年，直到美国军舰强迫日本在19世纪中期结束闭关。

　　为什么在日本枪支是非法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怕枪支落到危险分子手中。日本的封建上层阶级从少年时期就被灌输用剑杀人是一种艺术。高级格斗能力是贵族统治的基础。如果未经训练的普通人轻易的杀死了武士，那这个国家将崩溃。在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所谓的“平衡装置”将会带给政治极端的冲击。

　　通过这个案例，植入技术的价值偏向可见一斑。剑和枪在政治上具有对立的内涵，不仅仅是达到普遍目标的手段。他们形成某种特定社会并且以公民或市民来确定其使用者的身份。事实上，早在日本向世界开放不久之后，拥有枪支装备的市内军队就镇压了叛乱的反动武士，拯救恢复明治天皇的新政府。

　　武器的平衡作用一直持续至今。高质量的步枪在南北战争 (1860年) 时价值40美元。当时枪支是昂贵的武器，支付一支枪要花去非熟练工几个月的工资。而给整个部队装备枪支也使国库资金紧张异常。今天在非洲战区可以30美元购买威力更强大AK47，对很多人和组织来说，这个价格微不足道。

　　殖民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欧洲有大量轻型武器，而且那里许多人先于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人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一些早期手持自动步枪的男子可以使数百英勇的祖鲁人俯首称臣。英国女讽刺诗人Hilaire Belloc 这样描述20世纪初非洲殖民时期，“感谢上帝，我们拥有大量的枪而他们没有。”不久以后，这些现成供应的武器使得殖民主义本身不再稳固。在第二

　　美国冰箱大小反映核心家庭的平均大小和使用汽车购物的情况。欧洲城市家庭里冰箱尺寸则很小，因为那里比起美国有更多人独居和徒步购物。冰箱设计是了解家庭和城市生活的线索。

　　制冷气体的问题同样反映问题。冰箱的这部分是破坏臭氧层的。科学家警告公众和政界并最终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了有效的国际条约，迫使厂商寻求制冷器的替代品。因此,乍一看似乎是纯技术选择，实际上是为了守恒的社会选择。

　　这样的结论可以成几何数量的扩展其范围，技术并非中立于它自身规定的狭窄使用范围以外。当然枪确实没有选择夺走强盗或警察的生命。但是只是对枪支狭隘的认识。在更为广大包含枪等技术的社会范围内，它们的设计进一步体现了社会普遍的价值体系。

　　这种说法有重大的政治含意。与普遍的流行意见不同，我们不能将我们技术系统的选择完全依赖于推测技术上完全自主的一些专家。技术决定从来不曾单纯过。在某种程度上,其体现了生活观和价值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独断专行。他们在智慧的人类代代努力创造出的一系列可行选择上诞生。理性的技术决定将总是属于这一范围并扩大这一范围。另一选择将带来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惨败,崩溃、毁灭、对机械和人的摧残。但是对技术人员的尊重并不是无条件接受其意见。在技术限制的范围内，政治权威必须超越技术机构来决定未来的技术。

　　一旦技术被大众使用，技术用户在技术开发和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信息时代到通讯时代

　　安德鲁·芬博格@文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提出新的“信息时代”理论。他们认为，随着信息产品和服务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生产模式的出现，在那些最先进国家，工业正在呈现衰退。就业人数似乎证实了这个说法，特别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服务业职工当作“信息工作者”来计算。

　　当然，也有人抗议，大多数服务业职工没有比产业工人因为拥有信息而做更多。我记得一位研究劳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曾愤怒地说, 第二世界大战以来，不是技术工作，而是像 “Janitorial Services” 公司这样的服务型工作显著增多了。

　　其他新理论的批评者指出，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崛起弥补了美国工业衰退带来的, 这些国家包括

　　只要人类与他人和大自然和平、和谐共存的意愿不足，在各国国家事务中试图以暴力统治的意愿占据着绝对的控制地位，人类的生存就面临着风险

　　安德鲁·芬博格@文

　　在最近的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前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写道：“我认为现在美国核武器政策所表现的特点可以用邪恶、非法、非军事必要和及其危险来概括。因意外和疏忽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非常高，几乎令人无法接受。没有去减少这种风险，布什政府反而已经将美国核武器兵工厂作为其军事力量的中流砥柱——这种做法同时破坏了为防止核武器和裂变材料扩散，而建立的历时50年的国际法规。”

　　这些文字让我想到我自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我的父亲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二战期间，一位朋友被派邀请他到Los Alamos协助原子弹的开发，但他拒绝了。他从未真正解释过他拒绝前往的理由，但是我认为，理由是父亲坚信原子弹的制造将带来人类的末日。在二战期间，父亲以对雷达的研究代替了对原子弹的研究。

　　在原子弹落在广岛的当天上午，父亲和母亲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一消息。父亲当时说， “人类历史的尽头到了。”的确，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人类不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可以明智的驾驭这一可以毁灭他人和自己的巨大力量的生物。后来我渐渐长大，并且当我们逐渐看到防碍物的效力后，父亲变得乐观。但是，还会有不祥之兆困扰他。

　　记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告诉他学校正在教我们如何在核武器袭击时求生：迅速躲藏到课桌下，双手护头，闭上眼睛。他嘲讽的对我说，你如果在遭受袭击开始的几秒中就死掉，将是你的幸运。

　　在我研究技术的过程中，这些记忆提醒我，技术不仅仅是发展中的奇迹，还是一种恐怖力量。当我们从技术受益的同时，我们要严肃的思考技术本身将带来的风险，就像McNamara对我们的警示。

　　技术带来的益处和风险都始于二战，并且从那以后迅速增加。那是当我们社会中权利最大的机构——政府和企业开始涉足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后。在此之前，很少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实践价值。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发明不是来自于科学家的思想，而是来自于聪明的发明家之手。所有现代化的国家将全部力量首次被置于科学发现的服务范围之内，且这种结果是人类对于自然力量控制等级上的巨大跳跃。

　　二战之后，许多参与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提倡核裁军。并非象军事领导那样对俄国不屑一顾，科学家们在希特勒掌权前就与在德国的俄国学生一同从事研究，并且深知俄国的军事能力。他们预见到了军备竞赛，之后这一可怕的预言被证明真实无误。在冷战结束暂时的平静之后，核冲突的风险因为对伊朗防御性进攻的威胁而再次出现。

　　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它是20世纪发展进程中一系列令人警醒并且粉碎人们信心的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国家支持战壕中的屠杀，这一事实使政府和官方社会学家的反对受到置疑。在后来的几年中，集中营和机械化战争，没有为鼓励更多的希望而做出贡献。技术，本来在十九世纪被认为是人类的救星，二十世纪却成了人类生存的威胁。

　　这微妙的威胁是在二战后随着一种强有力组合的产生而出现的。该组合由强有力的政府、企业主和科学技术研究构成。再一次，我们见证了一个不断上升的、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关注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他们个人成就产生的巨大危害力有关。就象原子弹科学家在创造了原子弹后，呼吁对于原子弹的限制一样，现在协助创造工业生产领域，计算机以及生物技术的科学家正在呼吁对于其发明应用方面的限制。

　　例如，Bill Joy, 美国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主要科学家、Java语言规范的合著者之一，以2000年《连线》杂志上一篇预示性的文章的发表轰动了技术界。在文章中，他写道，“21世纪的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GNR)——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们能产生全新的各种级别的技术事故和技术滥用。更为危险的是，个人和小的组织都可以滥用技术和造就不良的技术事故。这些技术不需要大规模设备和稀有原材料。单是知识本身就可以实现对其的使用??我认为，说我们现在是站在进一步将极端的邪恶完美化的尖端一点也不过分。这种邪恶的可能性扩张范围已不仅局限于将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留给各国，还将可怕的权利赋予极端的个人。”

　　当然，没有人愿意放弃技术进步所能带来的很多益处，尤其是当这些益处是在医学、农业和通信领域。对现代技术的批评，并不是提倡我们要倒退到现代化以前。而是要我们正确地面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双重后果。

　　我们不能以过去对技术的观点来审视这些后果，乐观的认为技术是永远无害的。技术的定义似乎已经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而变形了。当技术对于世界的改变大于它对我们的改变时，我们用技术化来设想我们的行为。在猎人杀死兔子这一过程中，猎人自身毫发无损。司机在高速路上运送数吨的钢铁，自己可以同时悠然自得地欣赏音乐。这种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不平衡就是技术的本质。这也是技术与其他拥有更多的互惠关系的活动，如人际交往活动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们似乎已在面临技术在世界上存在形式的瓶颈。当技术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统治范围涵盖了包括技术创造者本身的一切，也就不存在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技术的反作用。核武器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自身创造的技术面前的束手无策。环境问题如污染以及全球变暖也继续应验着同样的教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技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我们承受技术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切后果。

　　德国社会理论学家Ulrich Beck称这种新的现实为“风险社会”。一个充满风险社会其技术必然非常强大，并且技术与技术的控制者、其他技术交织在一起。这样的社会不仅需要对技术的限制，还需要对不同技术学领域的混合化与完善化。例如，习惯上我们将工程科学的技术和医学的技术分开，分别在其各自的技术领域范围内应用其技术。今天，情况发生了改变，很多工程学的决定会产生医学领域的巨大变化。而且，一旦工程师遇到具体材料的分析和原材料的可获得问题时，就需涉及医疗保健方面的技术。同样，医学技术也造就许多工程奇迹，而技术设计上的失误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各种领域技术的交织和重叠会带来一种新的现实：技术的专业化必须以不断寻求其他技术领域的知识来帮助弥补其不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寄希望避免像环境污染这样的现代化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这种不是我们有意为之的结果中，存活下来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基础的前提，即人类与他人和大自然和平、和谐共存的意愿。只要这一意愿不足，在各国国家事务中试图以暴力统治的意愿占据着绝对的控制地位，人类的生存就面临着风险。二战后，制造炸弹的科学家制定了人类种族种繁衍的条件。一旦婴孩变得足够强壮，孩童的习惯性冲动与负责任的成熟之间就出现一种赛跑。我们还在赛跑，结果还不可知。

　　安德鲁·芬博格@文

　　切尔诺贝利反应堆事故与全球变暖的威胁有何共同点？

　　尽管它们都涉及现代技术故障，但在其他方面它们似乎完全不同。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因人为错误，设计不当的反应器被送入熔融。如果设计师或是操作者之前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做得不同且会做得更好。

　　而全球气候变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涉及的不是单一的技术设计，而是多技术融合设计。操作者犯错与否并没有太大关系。

　　但不论哪种情况，两者都对“事故”或用更准确地描述——意外副作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我想说明，这两个案例有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切尔诺贝利是一个被Charles Perrow称之为“一般事故”的典型案例。一般事故产生于现代技术设计。第一，许多技术依赖大量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数量之大，相互作用之复杂，使其无法被预测。其次，严格配套部件意味着，一旦某个组成部分受到影响，不良后果会在整个系统内迅速传播。

　　毕竟是一个核电厂，所以它要有这么多关乎设计、操作、人员培训等方面的考虑。一个开关或反应堆核的点滴温度变化，会有成千上万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来回应。这不是一种人类已经惯于创造和使用的技术设备，因为万年前它们就早于人类而存在了。

　　比起传统的技术设备，复杂的现代技术属于一个新的且非自然的世界。想想老式农用工具，这些工具无疑是天才的产物。每种工具都是相对简单和容易理解的。农民能够在其使用过程中多次修复它们。损坏某部分工具, 在修复该工具的同时，通常不会影响其他工具的正常利用。归结起来，就是农民的工具,不会失控，去破坏整个农业生产或是农民的生命安全。当然，农场也有事故，但不是我们所言的“一般事故”，不是单一技术组成部分的失误或者变化使然。

　　现代生活充斥着复杂的现代技术，这迫使我们习惯于一般事故，并设法尽量预测和避免它们。这一任务需要有新的和更加谨慎的思维，甚至要由经过先进复杂培训的人来完成。当然，训练有素的人也可能过分信任自己驾驭复杂系统的能力，这种错误就曾导致美国的航天飞机发生事故。几千年来，我们持续着现在认为是草率和危险的习惯行为，现在试图克服这些习惯和行为，要改变确实不是一朝一夕。

　　现在全球变暖使我们找到了异同。虽然一般事故难以预测，但我们早在1898年就被瑞典科学家Svante Ahrrenius告知全球气温将上升。但是，我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抵御即将来临的灾难。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部分源自于从学科界限上是把科学和工程专业分离开来。在技术快速发展的上个世纪，没有理由让构建汽车和发电厂的工程师思考他们工作带来的环境影响。这些学科专业界限和专业化，是较早科学技术的应用还相对较少时期遗留下来的。化学、物理、医学及相应的人类财产问题的差异，使得没有人可以与长期作用产生什么微妙的关系。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技术环境之中，这里提及的关系无处不在。孤立的科学、工程、医学界限被打破，生态学等新学科开始被引入，向我们展现着更为具体和实际的世界本质。Ahrrenius的预言正在被基于多学科知识、先进的计算机模型所实现。

　　但是这一科学的进步不足以引发太大的动作。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力量除了技术方面，还包括社会、经济方面。对于工程师而言，替换一个零件和再造社会经济系统完全是两个概念。且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已成为异常复杂的机器。其复杂程度已与遭遇一般事故的复杂系统没有什么巨大差别。汽车、道路、油料供应与提炼、橡胶供应和轮胎生产、职业分类和管理方法，工厂的设计和电气化，郊区生活方式和城市增长，所有这些复杂交织，使梳理单一的关系几乎成为是不可能。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Alain Gras称为“宏观系统”的世界，一个拥有社会根源和复杂分支的巨大社会技术系统。

　　由于有这么多不同的个人和机构参与，对于核反应堆的控制也大大削弱。即使发现问题，复杂性也使系统难以改变。想要引入无害环境的技术，环保主义者就必须说服数百万甚至亿万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具有政治性，需要大范围的教育和舆论动员。

　　这是相当令人失望的比较。我们无法预测一般事故概率，而对于我们可以预测的灾难，我们往往无能为力。不同类型的复杂问题存在于这两种结果。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谨慎加教育。但历史为我们提出了另一项障碍。

　　现代经济是资本主义企业家创造的。其最大优点不是谨慎。相反，他们大胆且繁殖迅速，很少考虑全盘和未来的长远发展。我们成了一个鲁莽加不慎重世界的后裔。在教育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调整使其为劳动力市场服务。技术专业化学习优先于可以培养青年对未来做出更好决定的广泛学习被采用。同时，比教育更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宣传美好生活的映像是有害环境且不可持续的。难怪今天许多观察家对未来感到绝望。

　　我认为，除了所有坏消息，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希望。两个最具破坏环境的趋势似乎出现了自我调节的现象。人口转变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类似20年前完全失控时期人口增长正在放缓。经济力量在

　　追求更高的生产力和效率与环境相冲突这一点有目共睹。我们被告知，我们将被迫在繁荣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但这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安德鲁·芬博格@文

　　粗略来说，生态环境政治开始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环境问题存在的争议状况，但是直到最近不久前，否认问题的严重还依旧是常态而非例外。发展带来的不尽人意的副作用被普遍忽视。大部分人以为空气和河流有能力吸收无穷的废物垃圾。石油在美国相对廉价，美国工业能源浪费十分严重。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在1960发展成为上空笼罩洛杉矶等大城市的浓雾，扩散至海峡中西部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辐射尘，污染农产品农药等问题。

　　瑞琪·卡森1962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是环境论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卡森指出，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很大程度上由于她的这部书中的言论，DDT的使用最终得到遏制。但卡森在该书出版两年后死于癌症，并被大众视作一个歇斯底里、敌视环境制度的女人。

　　直到七十年代，环保才成了体面的政治问题并得到广泛支持。1970年4月22日第一届地球日是第二个转折点。主张环保的阵容庞大的示威得到了华盛顿的积极响应,尼克松总统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性的正面演说即是例证。之后通过主要法律的通过，环境保护很快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在激烈的思想辩论背景下发生的。两种主要观点的推进都依赖于对环境的科学评论。一个观点是，人口的激增被指责引发了相应的环境问题。保罗艾氏1968年的畅销书《人口爆炸》预测在未来数十年之内将有的大规模饥荒，这一马尔萨斯倾向不久又加入了有限的经济增长主张。罗马俱乐部在其1972年发表的著名研究《增长的限定》中指出, 工业文明自身很快就会消耗掉其天然基础，走向崩溃。这些评论家关注食品和资源稀缺。在其最极端的版本中,甚至其主张通过饥饿来使世界人口回到可持续的水平。

　　这些人口控制的早期主张者很多都信奉强制性的方法，他们认为那些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都必须由法律制裁作为后盾。还有一些人设想通过富国及暂停粮食援助来强制穷国执行这类政策。他们不信赖通过人口统计学的过渡方法，即降低出生率的同时改善医疗保健、教育、城市化，尽管事实上这一方法是可以实现的。最后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减慢了，粮食供应却同时增加了，资源限制也并未出现。这种看法不再热门，但仍然有它的支持者。

　　另一观点认为，技术是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重点是污染问题，并且他们提出重新设计技术使其与环境相协调。这一立场受到生物学家兼社会主义者巴瑞的有效倡导，1971年他题为《结束的循环》的畅销书称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圈格格不入。其著名的生态学规律说指出：“万物必须各得其所。”争取更高利润的斗争正在以牺牲地球为代价。为了节省垃圾处理的成本，大气和水被严重污染。最终，他认为，具有环保意识的政府应该介入技术创新和发展，保证其走向完善并最终解决环境问题。

　　这一观点的经济基础是：追求私人利润和保全公众物品之间的分裂。人类福利包含私人和公共物品，资本主义狭隘地侧重于私人方面。利润增加的一个方法是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例如通过从政府获取廉价土地或矿物开采权，在公共土地倾倒废物，污染空气和水。这两种情况都是公共资源无偿资助私人经营赚钱，免费自然资源转化为私人牟利的来源削弱了整体社会福利，造成必须支付的“自然欠债”。巴瑞称可供开发的公共产品是有限的，取用它们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利益，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所有方面都有助于维持生命。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巴瑞的观点近年来一直被遗忘。苏联瓦解后，自由市场的思想受到很大的推动。现在更是很少人会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然而，无可否认，法律强制规范标准例如空气质量，可谓环保运动的主要成就。政府调控没有导致社会贫困，反而像巴瑞预测的那样，成为激励创新的动力之源。

　　巴瑞希望工人运动会成为保护环境的活跃力量。工人工作时遭受污染侵害由来已久，早在公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前就深知污染的后果。巴瑞以为工人可以成为倡导环境，保护自身和家人健康的力量。他认为这将导致在美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一些美国工会的确与环境运动结盟，但事实上许多工人都害怕失去工作，转而支持污染行业及其做法。

　　不过，巴瑞关于集中趋势的重要观点被延续到了今天。他呼吁工人运动成为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因为它有积极的斗争历史、组织和智力资源来促成对这些问题的政治解决。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缺乏组织的群体所揭发的具体弊端引发了公众的注意。这些集团通常是居住在一个污染工厂附近的居民，担心污染河流，或湖泊运动协会会员，或是居住在堆放有毒废料附近的黑人运动的支持者。他们通过向科学家阐明问题获取帮助，他们把法庭和政府负责人听证会当作讲坛并最终获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经过许多小斗争，意义深远的保护环境的法案得以通过。这样，环保确实成为了与商业利益对立的公众政治运动。

　　另一个重点是关乎技术的。巴瑞是早期提倡使产业技术变革主张符合生态极限的人之一。当时，技术决定论被广泛认同。对大多数人而言，追求更高的生产力和效率与环境相冲突这一点有目共睹。我们被告知，我们将被迫在繁荣和生存之间作出选择。巴瑞认为这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方法是重新设计技术形势，以提供与环境相协调的繁荣。今天，技术决定论已不再是普遍认同的观点。

　　巴瑞的论点现在可以从大量工业科技实践和关于技术的理论研究中汲取力量。环境政治已经出现了技术政治。这是其它国家可以借鉴的历史。

权衡与繁荣

[unpublished column]

所谓"权衡"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指从事经济学预算必然会涉及到一些牺牲的X，来换取更多的Y。拥有一部份定额储蓄，人们可以购买汽车或实现耗资昂贵度假，但只能择其一，于是这里就存在着权衡和选择。当然，前提是，储蓄额是固定的。如果赢了彩券，就令当别论了。这一切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见，但同样简单的解释权衡的道理被借鉴到谈论国家的整体经济上来，则是是明显误导和想当然的做法。

每当讨论环境问题，权衡取舍的问题就出现。 例如，美国人被环境法规的保守派反对者告知，我们牺牲了相当一部分国家财富换取环境保护。清洁空气需要为汽车安装昂贵的污染控制装置。而如果不关心空气质量，我们本可以使用更大更好的车。新规定提高生产成本和封闭市场则使我们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 在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正受到威胁。如果更多注重环境问题，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有这样的论调：一个努力挣扎摆脱贫穷的成长社会不能太挑剔环境。

实际上，许多规定鼓励创新，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发展新业务。例如，许多具有环保效果的公共物品使社会每个人受益。增长也应包括这些物品。但在更为清洁的环境中，医疗费用减少和保健水平的提高效益，难以计算也难以回溯至具体的环境法规。在销售减少且受规则规范的业务发现失业现象较为容易，而由于同样的规则下细微经济部门的创新或服务而催生的就业则很难。当然若采用微妙的经济分析，我们可发现这其中经济关系。但那些急于逃避法规限制的企业和学术、政治、新闻代表队这层微妙的经济学关联并不感兴趣。后者必使法规和发展相抵触。

这即是担心环境和其他法规必须被牺牲来换取繁荣背后隐藏的忧虑。但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取舍权衡意识形态是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的社会财富结构模式相联系的。这一模式已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并具有社会隐患。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少数人口有政治和文化权力，可以在少数豪华私人消费基础上确定财富模式。拥有一部车和一套房子是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地位的最终确认.

这种生活的成本很高，但二战以来大多数贫穷的人取得了相对可以接受的福利。政府已成功地说服多数智慧的人投资公共品如清洁器。组织严密和相对正直的法律和行政系统保护多数穷人避免多数最严重的弊端尽管他们保护自己的手段很有限。在这个意义上说，该系统在"起作用",即使不公正且污染程度在加重。

将这种财富模式转移到发展中的经济，混乱结果就产生了。混乱几乎每个南半球的大城市都可以看到: 塞车和空气污染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交通和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意味着更深层次的系统失败。这些发展中社会农村问题证明了这些失败。通常全行业增加贫困人口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为多。这种失衡的结果，是由于私人消费品例如汽车大量生产。组织如世界银行正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有意支持这种发展，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需要发展政策世界范围的调整来恢复平衡。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承担起由于其过去剥削而产生不良后果的责任，不接受来自各界最近的忠告。这是徒劳无益的抱怨，尽管合理。事实是，西方国家都不可能用更多财富来帮助贫困的邻邦。这些国家必需自救，这样他们也可以做的最好，可以寻找公平和尊重环境的独立发展的好办法。消费西方商品巨大的"中产阶级"的成果，与同样庞大的，结合祖先遗留下来的不便和现代的不公正的，农民生活贫困阶层必然会导致未来的灾害。

过程中的改变可能导致GDP的增长放缓么? 也许。如果公共物品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即使出现放缓，这种取舍权衡对经济原则毫无办法，但对投资资本来源可以有很多作用。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承认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严重缺陷，但这是针对此时的历史唯一起作用的。诚然，巨大的经济动力围绕自由贸易与投资得以发展。但是忽略则是严重的错误。

但发达国家投资者寻找他们了解和有利可图机会。他们选择他们在自己国家开发成功后和熟悉产品。当涉及到这些产品，他们的技术、金融、市场营销知识价值非常。这些产品在发展中世界有需求，在世界每个角落美国的生活方式宣传又使这种需求异常激烈的。随着投资，新的工作产生并提供购买力来购买这些产品。 投资与消费的经济循环就像个环绕发展中社会颈部的枷锁。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好不容易取得民族独立，现在类似的经济独立需要实现。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一专制，而是意味着确定外资投向合理的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

西方国家特别保护某些特殊行业或部门如农业，虽然其对自由贸易的颇有微辞。穷国"比罗马教皇更天主教” 似的错误是荒谬的，就如同我们说的那些渴望正统，程度甚至不明正统与最杰出的教堂代表之间相比较。

在西方国家，私人投资者被要求向公众让步是司空见惯的。大型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者可能要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公园或学校。毕竟，他们工程将吸引的公众需要公共服务项目。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合理的。这种政策发展中世界有么? 在西方国家，公司都受到关于其生产和产品的污染影响法规的相当严格的限制。为什么发展中世界没有? 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和公司认可新技术进步代替工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适当补偿并帮助培训来减轻打击。为什么在发展中世界未见此做法?

一个人用无数实例证明西方国家限制其有害影响并扩大其私人投资优势发展。现在正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采纳这些战略的时候。不仿效这些已经很富有的社会的所标榜的原始技术人性化和技术补足，来配合科技致富的道路，繁荣将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