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能：一个技术研究中的概念

　　技术不决定命运，命运决定于我们对技术的选择。问题的关键不是支持或是反对发展，而应关注什么样的发展从长期看最为有利

　　安德鲁·芬博格/文

　　安德鲁·芬博格文现为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他曾在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所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可选择的现代性》、《技术批判理论》已在中国出版。

　　“科学知识决定了技术进步，而后者又决定了社会生活的结构”，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被普遍接收。技术，像命运一样，是不受人控制的人类行为的产物。这种“技术决定论”最初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发达社会逐渐相互趋同：既然科学已经是一致的，那么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和社会也必然如此。但是这种观点却不为当代研究者普遍认同。我们现在认为，技术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影响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一句话，技术不是“因”，而是我们选择的“果”。

　　尽管如此，人类显然不能按其意愿为所欲为。似乎有某些巨大的力量操纵了技术进步。其中一些力量(如果不是全部)的确来自于技术本身。那么来自非技术的力量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这尤其和政策制定非常相关。我将在下面对此进行解释。

　　美国的技术历史学家Thomas Hughes曾提出一个有趣的技术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是关于大型系统的，例如电力系统或者航空工业系统。这些系统都是由众多的人员和设备经过复杂的组合而成。虽然该类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存在实体，但是他们被设计和安排以进行协同工作，就如同一大型机器上的零件。每一个组成部分对主体的服从对于系统有效的发挥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航空工业需要的不仅是飞机，还有为飞机设计的机场，经过培训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飞行空间的分配策略等，所有的这一切由管理人员协调，共同发挥作用。　　

　　在多数类似的行业，等级管理是系统构建者的首选策略，因为这类系统的非常复杂。

　　系统受其不能控制的环境所制约。机场是城市的一部分，航班必须为乘客提供食物，飞行员是工会的一员，而飞行受天气影响。但是系统在扩张时，需要考虑环境中重要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事故和敌人面前，系统能正常发挥功能。因此大公司倾向于购买价值链上游较小的供应商，并且试图控制代表工人的工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严格的技术原因，系统通过复杂的相互锁定来实现扩张。在电力行业，效率取决于为一个具有不同需求水平的、相当大的区域提供全天的服务，这一事实解释了洲际大型发电厂和的电网的增长。　　　

　　这样看来，无限制的扩张也是系统构建者的首选策略。

　　大型技术系统在成长时获得动能。这就意味一旦最初的决定被作出并且执行，系统将沿着同一个方向一直发展。组织的文化由最初的技术选择所塑造，且将一切替代的可能排除在外。改变方向的成本通常很高。因此系统被动能所拉动，在似乎是预先设定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所以电力行业将继续基于大型的电厂，尽管

　　动能的概念与另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相关：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一旦选择被做出，便没有办法回到其它选择。已选路径已经将环境改变，使得没有第二次作出选择变更的机会。过去会延续到现在，其作用不能被忽略。美国采用私人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就是一个例子。它导致了远郊的建设和公共交通体系的瓦解。今天，轿车在大多数的美国城市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由公共汽车和电车支撑的老式的高度密集的城市不复存在，这使得美国回归到公共交通系统的状态不现实。

　　这一方法对技术系统具有什么含意呢？依靠集中管理、且非常可能沿最初选择的路径扩张的大型系统支配着所有的现代社会。而在发展过程中，它们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技术限制来固化它们成长的模式。尽管这样的技术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所支撑的大型系统却具有决定性的特征。这些巨大的系统压倒人类弱小的反抗之音，甚至政府在操控它们时也困难重重。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型技术系统的现代世界会是怎样的。但是，可以设想完全不同的人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去构造这些系统，从而得到不同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要选择正确的开端是那么重要，因为不能逆转的决定的长期后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未来。　　　

　　但是这绝不是资本增长的精神。资本主义最大限度的试图使自己脱离社会控制之外。其力争的目标仅是短期利益，即使这将给其他人或远期带来不良后果。没有人因为保护环境或是子孙后代的健康而获得期权。这不是企业目标而是社会目标。所以我们需要相应的政策来保护和促进这些非商业的价值。但是政策需要管理些什么，又该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西方，政策通常是滞后的，而那时控制我们社会的大型技术系统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发展。政府有时候会计划大型工程项目，例如水电大坝和沟渠。但是大多数技术进步由私有实体推动。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难以预测个体决定的结果，而后者却创造了新的、空前的产业。发展中的社会，如中国，能够更加积极的操控技术发展的方向。他们随时拥有关于技术选择结果的信息。相比上个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政府，中国更加彻底的掌控着经济的发展。简而言之，他们可以吸取世界其它地方的教训。　

　　大型技术系统理论对其重要性作出了解释。在初期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和对错的技术选择可能会触发一个给几代人带来巨大影响的过程。法国的汽车工业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最初只是生产少量的奢华轿车和赛车。今天大约20%的经济与汽车行业有关。这种对汽车行业的依赖进而使法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受中东石油生产者的影响，从而也受越来越不理智的美国的影响，后者承诺了从出口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定期的进口石油。这种发展轨迹只有在油价和远古石头城的最终约束下才会达到极限，但是后者难以被重建在宽广的公路周围。　

　　发展中国家可以关注这些案例，并以我们的现在为鉴考虑他们的未来。在发达国家各行业中发现的模式是否适用？有没有别的选择？　

　　自然，对发达社会知识的积累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捷径。从西方的书籍和专家那里学习汽车生产和航空产业比较容易。这是跟随西方已有模式前行的原因。但是考虑到大型技术系统的本质和其迅速获得的动能，在选择跟随时需要慎之又慎。在作出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西方和日本的评论对于评估可能的发展轨迹非常有用。而在中国，大量的关于发达国家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文献资料迅速出现并被肩负发展重任的人员所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支持或是反对发展，而是什么样的发展是最有利于长期的。在大型技术系统的动能严重阻碍了必须的变革的发达国家中，这些问题一直是讨论的对象。发展中世界可以站在这些历史经验的教训上，更好的规划未来，从而少受过去错误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