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
对联接鸿沟的反思①
[美]安德鲁·费恩伯格 著 朱春艳 唐丽 译
[摘 要] 提出尽管当前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它们彼此之间却处于分离状态，由此造成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作者分析了马克思和库恩的最初贡献在当前处于绝境的背景，思考了在每个领域存在的与另一个领域相对抗的障碍所在，以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都使用解释学的方法，运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成果，提出解决悖论的可能性，以架起沟通两大领域的桥梁。作者最后阐述了他的工具化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达到了整合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的效果。
[关键词] 现代性 技术研究 马克思 库恩 社会建构论
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在近年来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尽管它们关注的问题有很多重合之处，它们之间却仍处于相分离的状态。正是技术发展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如果人们不充分了解技术发展，怎么会有希望理解现代性？而如果缺乏对保证技术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更宏大的社会的研究，又如何能研究具体的技术? 大多数对这些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从未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了。这里我想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造成这种特殊的彼此间相忽视的原由。
现代性理论依赖“理性化”这一基本概念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独特性质。理性化指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技术理性的普遍化，具体说，是把计算和控制引入到一个社会的过程，并使这个社会相应地增加效率。但是，理性化也减少了传统社会中规范的和性质上的丰富性，使社会现实受到技术的控制。现代性理论时常宣称这种缩减使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贫乏。但是，理论家们提出，尽管它的思想可能贫乏，但技术理性给人类超越自然的力量，支持大规模的组织，而且消除掉对社会相互作用的许多空间上的限制。这种关于现代性的观点是一种有特色的诅咒现代的技术研究的文化批判模式，艾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的 “装置范式”理论为这种方法提供的例子已广为人知了(伯格曼，1984)。
理性化依靠被描述为社会的 “分化”这样一个现代发展的宽泛模式。这个概念对财产和政治权力、官员和百姓、宗教和政府等的分离上应用广泛。
但一种区别于社会本身的合理性似乎超出了社会研究的边界。如果技术是这样的一种合理性的产物，它也会逃离社会——文化的决定。
技术研究反对这种整体的研究方法。它指出了技术的社会复杂性、有着自己创造性的行动者的多样性和相应地体现在设计中的价值的丰富性。技术研究本身包含的对称性原则强化了严格的有说服力的驳倒纯粹理性的案例研究。因此，当现代性理论宣称整个社会都以与其他领域相区别的特定的科学和技术的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时，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技术和社会在实质上并不属于相分离的领域的“事物”，宣称技术支配社会而且改变它的价值观就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技术完完全全是一种社会现象，既不显得比任何其他的社会现象重要，也不是完全相反。
但是，当技术研究只强调社会的复杂性和技术的嵌入性，并极度忽视与技术理性相伴产生的意义和行为能力时，它的某些方面就是不真实的。这个趋势依赖那掌握技术理性的公司等机构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可能存在局限性，它仍使掌握任何具体的作为一个可控变量的价值或事物成为可能，而且这包括人类自身。在传统手工业表达整个的个体的职业投资的地方，现代的工作组织把技术熟练的职业从个人的特征和增长中抽象出来，以更好地使工人暴露于外在的控制之下。同样，传统的建筑以其稳定性和持久性浓缩了历史的和审美的表达，尽管如今严格地“使用的”建构是其规则。的确，其它的社会价值闯入以填补由技术领域的差异留下的空白——例如，利润——但是，这种分化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有着巨大后果的有特色的现代性。
在这两种观点中能发现些真理吗？或者，它们是确如其最初看上去的那样是相互排斥的吗？我相信一种整合是可能的，但只有当技术理性的概念从固有的、实证主义的假设中脱离出来时才有可能。正是这种明确的实证主义导致现代性理论假设那种分化把一种纯粹的理性形式强加到社会过程上去，实际上，正如技术研究所揭示的，当技术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时候。科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把理性假定为只与它自己的规律发生反应的一种存在性的实在。
但是，我们也必须找到这样一种方式，以保存现代性理论对现代性独特的洞察和它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解释理性大体上如何操作，多多少少如现代性理论表述的那样，甚至就象是与社会通过内在的决定它的具体实现的关系相互交织的那样。这种技术，那种市场，将一直具有社会性，它不能依赖一种哲学上的纯粹的理性概念进行解释②。在下一部分，我将简述在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中理解合理性的这两种不同方式产生的背景。
马克思的著作无疑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来源。人们通常把他的思想等同于对“进步”的一种普世主义的信念。在他思想的内核处，有一个马克思和他的时代共有的直觉，即存在一个把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分开的分水岭的观念。所有后来在法治社会和礼俗社会、有机的整体和机械的整体、传统社会和后传统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在某些方面都要归因于马克思在诸如《共产主义的宣言》和《资本论》③等文本中对这个观念的经典阐述。“二战”以后，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手出现，但它也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进步观上的普世主义。
另一个在技术研究方面可与马克思媲美的人物是托马斯·库恩。当然，把库恩作为一个开国之父的想法并非很有把握。许多研究科学和技术的人，尤其是历史学家，早在库恩那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之前就在避免他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错误(库恩，1970)。然而，库恩的绝对成功也使这些趋势有了哲学的合法性，并鼓励其他人紧随他们之后。非实证主义的编年史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胜利了，随后影响到了产生自1980 年代的新的技术研究。库恩和马克思不同，或许，与其说他是一个开创者，不如说是一种激进的方法的一个象征④。
当然，当代的学者并未缺乏创意地跟随马克思或者库恩，但我们不应惊奇于发现，他们假设的许多背景在至今的大多数关于现代性和技术研究的文献中仍在起作用。我愿意通过思考几个这样的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两大领域鸿沟的假设开始我的阐述。
库恩和所有现代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样，在著作的某些地方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他主要著作的标题“革命”之处推断出来，但他认为历史呈现出非连续性，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极不相同。库恩不否认历史中存在激进的非连续性，正相反, 这已经影响了他过去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个作为现代性概念基础的理性偏见的地方,
库恩解构了一种作为一般标准的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或多或少等同于科学理性，它能够超越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在一种发展序列中安排它们的顺序。这种消除神秘化的冲动仍然存在，但它是受在一个“大峡谷”确定现代性自身特征的信仰指向的。如今，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扫视转向它自身，破坏了暗含在天真的讽刺家的身份中的认知的自我确证。
库恩的方法为在学术界更宽泛地接受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表明，不存在一个持续的科学传统，只有一个不同传统的连续，其中，每一个传统都有着它自己的基本假设和真理标准，有它自己的“范式”。连续性的幻想产生自掩盖了科学变迁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进而把它作为一个径直指向我们的过程来重建。如果我们回到科学革命的决定性的时刻而且调查什么实际上从参加者的立场上、他们的有竞争力的立场、它们的观点和实验结果上发生，我们将会发现这个例子绝不是如此清楚的。
库恩自己从不向这种现代性的观念或与它相关的物质的进步挑战，他不想去评论超越他的研究领域即科学史的问题，但是马克思的一个批判暗含着他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因为后者确实相信他自己的著作具有科学性，而且，更深一层讲，合理性表现出现代性的制度和形式的特色。所以，正是因为库恩削弱了科学获得超历史真理的自负性，他的工作也减低了马克思主义和继承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的现代性理论的价值。从这点来看，库恩是马克思的复仇者，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想一想技术研究对“进步”概念的意义。如果库恩的相对论有分解科学和技术的自我确定的能力，那么，一个理性化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在大多数的现代性理论中，一旦移去了习惯的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合理化就表现出一种自发的追逐效率的后果。相反，技术研究表明，效率并非设计和开发的唯一的限制动机，而是有许多的社会力量在起作用。“待确定”议题坚持认为，不存在一个解决技术问题的理性方法，而这使技术领域向着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响敞开。技术研究不是一支寻求靶子的箭，而是一棵向各个方向分支的树。但是，如果进步的标准本身是变动的，社会就不能沿着一个从较不发达到较为发达的单一的续列定位。建构论的技术研究就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论一样，但是在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规模上，冒着把它消融在一起的风险使“进步”的概念复杂化了。
现代性理论一旦遇到新的方法，就在它自己的阵地上遭受灾难。如果没有技术进化的决定性的道路引导着社会发展走向更高级的阶段，如果社会的变迁能够采取导向不同类型现代社会的不同道路，那么，这个理论中的旧的必然性就遭受失败了。人们能够不再确证现代性的这些本质的维度如理性化和民主化是否真的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的、进步的趋向，或者只是近代西方发展的特定道路的局部后果。除非它公正地面对这些困难，否则，现代性理论或许会变得如此抽象，从而这种异议不再以一种相应的有用性的失落使它烦恼，或者完全不再作为一种理论并把它自身改造为一个对特定案例的描述的和分析的研究。下面两个例子现出这些问题的深度。
从整体上看，现代性理论不是继续忽视技术，就是在一个过时的决定论的框架中承认它。最有启迪作用的是那个极端但有指导性的例子，即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是我们最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影响非常广泛，人们也非常钦佩他的思想的严密性。然而，尽管他详细阐述了那最具建构性的复杂的现代性理论，却一点儿也没有涉及到技术。任何一种适当的现代性理论都应该关注技术，所以哈贝马斯需要解释自己对技术的充满喜悦的冷淡，尤其因为他强烈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在马克思那里，技术处于核心位置。
哈贝马斯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上的。依照韦伯的理论，现代性在本质上包括了众多“文化领域”的分化。国家、市场、宗教、法律、艺术、科学、技术等，每一个都变成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和制度认同的不同的社会领域。在这些条件之下，科学和技术呈现出它们惯有的作为独立学科的后传统的形式。科技理性被纯化成宗教的和习俗的要素。相似地，市场和管理也从宗教性的偏见和过去约束它们的关系的混合物中解放出来。它们作为受等价交换的内在逻辑所支配的、哈贝马斯称为“系统”的事物。这些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组成一种不断地越来越共有的日常生活(哈贝马斯，1984，1987)。在从前个人讨论如何为他们彼此的利益一起合作或维持习惯的仪式和角色之处，我们现代人通过半自动的市场和管理的功能协调我们的行为与小型通信的一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这些相区别的系统的展开是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基础。但是分化也使日常交往的相互作用从与整个社会行为相协调的无法抵抗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称为“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如今也作为一个凭着它自己的能力而存在的一个领域出现。这个生活世界包括家庭、公共领域、教育和所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其中个人被塑造成相对自主的社会成员。依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它也受制于一个特定的存在于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的理性化的限制。然而，无论现代性的这些阐述存在什么争议，也有某些重要的东西包含于其中。现代社会确实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似乎与非个人的功能如市场和管理以及由交往的可能性所导致的个人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密切相关。
起初，哈贝马斯提出论系统理性化使技术统治论的威胁侵入到交往的相互作用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涉及到技术统治论，似乎使他的理论与技术主题相关联(哈贝马斯，1970;费恩伯格，1995: 第4章)。然而，他的这个理论的成熟形式忽视了技术并绝对地把重心集中在市场和管理的分布。这种武断的排他性清楚地表现在下面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概括中:“因为我们从根本上讲，既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也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理性从本质上呈现为工具和策略就是极其片面的。另一方面， 的确，那些类型的理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已获得某种支配地位。那些在其中心处建构起来的亚系统，即经济和政府管理，
已经逐渐开始弥漫到其他的生活领域，并使它们超出自己的想象和喜好。结果，生活的 ‘货币化’和 ‘集权化’正是哈贝马斯指称的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麦卡锡，1991:52）。什么变成了这一段第一个句子的“使用工具”的动物? 金钱和权力是它的唯一工具吗? 在一个社会、比如我们的社会中，如何可能不考虑技术工具？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甚至未能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反应，这表明在他们的方法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但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分化理论的阐述通过使它们与非社会的理性本身等同而使理性系统中性化了。这有保守主义的政治意含。在哈贝马斯的大部分阐述中，例如当他考虑工人的控制时，似乎如果他们把系统作为由社会建构的，并因而可以把障碍改造成完全的自由，激进的要求就是非理性的(哈贝马斯，1986: 45，91，187)。所以，至少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没有为改革市场和管理提供具体的建议，相反，他提议要限制它们的社会影响的范围。
在科学和技术的例子中，这样一种从社会的思考中令人疑惑不解的撤退具有讽刺的意义。哈贝马斯主张，科学和技术是极为简单地建立在一种朝向自然界的非社会的“客观化态度”基础之上的(哈贝马斯，1984，1987: I，238)。这似乎完全没有为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留下空间，而这一再地影响到对概念和设计的阐述。很明显，如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与自然保持一种纯客观的关系，在研究他们深刻思想的社会背景时，就不可能存在哲学的兴趣。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审视一种正确地分化开来的合理性除了作为错误的来源或控制“使用”的外在目标外，如何整合社会的价值和态度是很困难的。
马克思对他那个时期的市场和工厂系统的革命机构有一个具体的批判，而较后的现代化理论预见了经济发展的许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但哈贝马斯对有关福利国家管理边界的抱怨似乎与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来源，如对环境危机的响应、全球市场的革命、全球不平等、英特网和其他正在改造世界的技术的发展相当遥远。在他的著作中，现代性理论不再与这些物质的问题相关，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操作。不幸的是，在这个层次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正在继续。
当然，一些社会理论家已经对现代性理论有所贡献，这些理论确实令人感兴趣地触及到技术，并且有时是在哈贝马斯理论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之下提出的⑤。乌尔里克•贝克(Ulrich Beck)
提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技术的作用非常清楚地得到了认可，并被根据对理性本性的改造加以讨论。贝克和哈贝马斯都是从“分化”这相同的概念出发，但他只是视其为他称为“简单的现代性”的一个阶段。简单的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极端有力而又被整个地分成各个部分的技术。在物化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不加控制的相互作用具有灾难性的后果⑥。贝克认为，如今，一种“危险的社会”正在出现，尤其在环境领域中非常引人注目。“风险的社会……产生于自主的现代性过程的持续性之中，它们也看不到自己无法预见到自己的效果和威胁”。后者逐渐地而且以隐蔽的形式产生出威胁，这些威胁成为问题并最终破坏工业的社会基础 (贝克，1994:5-6)。
就它的后果与它的前提相冲突而言，风险的社会内在地具有反思性。当它意识到对它自己的生存提出的威胁时，反思性就变成自我反思，它导致新型的意在改造工业主义的政治干涉。贝克把他对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希望与一个分化的、克服它们的孤立并由此无意中遇上不可预见危机的趋势的各个领域的混合之中。“简单的现代性设想系统的编码是绝对的，并且每一种编码只是任命给一个系统，这种刻板的理论阻塞了未来可能性的视域，这种蓄积只是在人们想象出、理解、发明出并进而尝试着合成编码的时候，才被解释并被开放”(贝克，1994: 32)⑦。
对现代性理论的这种修订是大胆的，也是具有建议性的，但它仍然依赖一个会被大多数当代的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者争论不休的“分化”概念。他们的主要目标已经表明，“分化”——拉图尔称呼类似的东西为“纯化”——是一个错觉，
现代众多的合理性的形式属于日常实践的连续而非一个相分离的领域(拉图尔，1991: 81)。
然而，现代性理论所确认的主要现象确实存在而且需要解释。在围绕这个问题的跨学科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僵局。对指向实践的特定案例的阐述不能普遍化以解释现代性的系统特征，而现代性理论由我们已经学到的关于合理性的社会特征的知识进行判断，似乎是无效的。我相信，这种僵局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学科间的边界的持续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那些它们未变成哈贝马斯那里的一种理论基础的地方，仍然把理论家和研究者分别开来。随着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的急剧的经验转向和与现代性理论的各种形式有关的这些领域中日见增长的怀疑论的出现，这些边界一点儿也没有弱化，反而变得更加僵硬了。现在，我要转向技术研究中的两个例子，以阐述这种观点。
建构主义者的“对称原则”假设确保对技术论争的研究不受作为结果的知识的左右(布鲁尔，1976: 7)。在时下典型的理解中，偏见表现为一种对争论双方的“非对称的”评价。它认为“理性”属于胜利者而“偏见”、“情绪”、“顽固”、“受贿”或其他一些非理性的动机属于失败者。但是，理性化和意识形态等这些现代性理论的基础概念同样预设了一个类似的偏见。这些概念似乎被对称性原则取消了。
社会建构论者主要关注的是在这些论战中达到一种平衡的观点，在这里，理性不再只是作为对一方的奖励，而是无论它在那儿出现，都要被承认。同时，在这里非技术的动机和方法也不再被视为歪曲而不予考虑，而正好是被作为技术争议的标准方面与技术的动机相提并论。失败者通常对他们的信仰有充分的理由，而获胜者至少有时会通过生动的论证或社会优势以及理性的争议而占据优势。对称原则通过与支持胜利者的不可避免的不公正相对比，而使研究者朝向一种公正的评估，这种不公正渲染了在方法上并不老道的观察者的背景。
就技术而言，这种平衡存在一种风险:假如结果不能被调用来判断相互冲突的各方面，并且假如他们的所有动机和所谓的优点都被无偏见地评价，我们如何批判错误和分担责任呢？例如，考虑一下由哈里·柯林斯和特雷弗·平奇对挑战者号事件的分析（柯林斯和平奇，1998: 第 2 章）。回想一下在那个设计航天飞机的公司中的那几个工程师，起初没有批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发射。他们害怕“O型环”会封闭发射机器的各个部分，使其在低温下不能很好地实施计划。这次事件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但是，管理部门驳回了他们的观点，发射继续进行并导致了致命的后果。对这个争论的标准说明是非对称的，
这就使理性——工程师——与政治学——管理者相对抗。
柯林斯和平奇的想法则相反。他们表明，在“挑战者”号的设计中，O型环只是诸多已知问题中的一个。既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断定取消这致命的飞行是正当的，继续向前而不是炫耀一场已预知的警告就是合理的。行程安排的需要和工程要考虑的事项一样影响决策，不是因为管理的不负责任，而是作为一种解决陷入僵局的工程争论的方法。
看来没有人在随后的悲剧事故中受谴责，至少在这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通常很谨慎的人在正常事件的过程中都会做出的同样错误决定的例子。
但是，如果柯林斯和平奇在一种更广泛背景下进行评估，他们将支持一种很不相同的结论。他们的对称性说明使在他们所研究的技术共同体中，对不同类型证据的非对称阐述变得难以理解。从他们的陈述看，很明显在Morton Thiokol问题上的论争是不可解决的，因为甚至有经验的工程师也只是对数据系统感兴趣，他们并不看重观测资料的价值。对这个偶然事件的一次分析能使这种带有政治动机的偏见免于批判吗？
Roger Boisjoly 是赞同在寒冷的天气中发射存在危险的阵营中喊的最响的人，他的警告是建立在他肉眼观察到的证据之上的。这不符合柯林斯与平奇谨小慎微定义的“盛行的技术标准”(柯林斯和平奇，1998: 55)。Boisjoly很可能是对的，这一事实不能只是作为一个事故而不予考虑。相反，它说明了一种特定知识范式的有限性，并提出对称性原则掩盖了一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存在。Boisjoly 的观察能否被忽视？大量所需要的数据主要是为保持NASA按预定计划进行吗？或者，从另一方面看，对大量数据的需要在缺乏那种压力的情况下似乎真有强迫性？柯林斯和平奇通过把这一案例吸收到设计的其他各个已知的风险中，而没有把Boisjoly的观察看作是一种特别小心的合法理由，看起来是放弃了批判理性，而转向所谓“占优势的技术标准”⑧。
现在，我不能声称已对这个案例做了独立的研究，柯林斯和平奇可能也会有比他们在阐述中显示的更充分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定量的测量方法总是太容易被操纵以获得权力所要求的答案。例如，定量研究长久以来被认为“证实”了教室大小与学习效果是不相关的，这与专业教师的观点正相反。这一“证据”对正想削减预算的州立法者非常有利，但不能否认，其结果导致了与挑战者号事故一样的教育上的灾难。类似的对成本／收益分析的指控都太熟悉了。没有应用社会学的诸如预设了不对称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如何使批判的理由被用来在这些案例中施加影响呢？
一个类似的问题困扰着科学研究关于局部性与普遍性分析的对立假定。科学研究者有时声称在社会研究中一项纯粹的局部分析不需要经验“无根据的”普遍范畴就可以向更广泛的领域推广。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分裂。如果局部分析被充分推广，它不是成为非局部的，而事实上是普遍的了？为什么从局部实例到普遍范畴和理论的概括不与现代性理论相同呢？
对布鲁诺·拉图尔来说，对特殊网络之内力量的暂时竞争的分析，和对诸如文化、社会或自然等术语的引入可能首先会简单地遮掩创立这些范畴的活动。“如果我不说‘文化’，那是因为这个词只是被用来作为西方人定义人的一个单元。但是力量只能局部地被在‘人’与‘非人’之间分配并强化特定的网络”(拉图尔，1984: 222-223).
这种“人与非人的对称”消除了它们之间的所有根本差别。“社会的”与“自然的”如今根据同样的条件被理解。在一种更基本层次上，社会和自然的身份的归属是参与到过程中偶然的结果。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指派给诸如在巴黎的研究者的抗议、密西西比河快要死绝的鱼、一个政治家对美国农民的陈述和一个科学家关于核武器的陈述等事物的自然的或社会的身份的区别都是我们所属这个网络的产品，而不是它的前提。
这种态度显得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意含。既然在任何冲突的情况下，总是力量更强的一方对基本的术语如文化、自然、社会等进行界定，而失败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诉诸一种客观的本质来确认其主张的合理性。Law对众所周知的葡萄牙航海的网络分析也因其忽视合并到殖民网络中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受到广泛批判。Hans Radder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内含了一种倾向胜利者的偏见(Law，1989; Radder，1996: 111-112)。
我在别处已经论证过，如果没有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理论，是难以建立起我称为“纲领和反纲领的对称”，即对主要行动者的、在网络的结构中或多或少成功地得以实现的意图和他们统治的那些力量更弱的政党的意图的平等分析的价值的(费恩伯格，1999a: 第5章)。尤其是人与非人的对称阻碍了通向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见解和技术从对自然到对人自身控制的扩展。我的结论是，经验主义者排除了基于传统社会理论范畴，如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和自然的所有解释，尽管这种对局部的偏爱听起来没有什么过错，但很僵硬的局部性阻碍了对社会冲突的公平研究。
现在，没有内在的理由来说明科学研究应致力于推翻整个的社会理论框架，并且也不是现有的所有方法都导致这样的激进后果。然而这样做的倾向在科学研究圈子里很有影响力。我留意它是因为它呈现为限制一种应用于技术和通过技术达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最初特定方法选择的后果。我已提出的那个结果是有趣的，但从根本上讲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现在想提出一种可能的观点，以部分地剖析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之间的冲突。我关注的要点是在这两个学科中解释的作用。在那些社会不是被作为因果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所统治的王国进行研究之处，人们通常认为将有一个意义的王国约束某种相互作用的主体，如意识的或语言的主体。由此，对社会的解释理解是对决定论解释的一种替换，而且解释学是一种比模仿自然科学中法则学的方法更适合解释社会的一种模式。
平奇和比克对自行车的分析突出了设计的演进中“解释的灵活性”的作用(平奇和比克，1989)。最初，自行车对两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那种对有着大量重叠内容的解释的差异产生了具有不同社会意义和后果的设计。平齐和比克的结论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人工物内容的不同解释由于不同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的链条而导致各不相同的进一步发展” (平奇和比克，1989: 42)。但是这意味着，不存在稳定的、预定的技术发展目的，因为目标是变数而不是常数，而且技术装置本身没有不证自明的目的。显然，我们距离旧的决定论的技术观念太远了，那种观念中设计的变化来自于技术的创新逻辑。现在，意义则处于中心位置。
对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等现代性理论家来说，解释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两位思想家的思考都凭借着对科技理性和阐述人类经验的现象学的方法之间的对比。他们给日常的“生活世界”以特权，视其为一个最初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的身份和实在的意义是第一位的而且是遇到的最复杂的东西。在此领域的研究中，盛行的是解释而不是规则。
对海德格尔来说，世界是意义的并和实践相关的王国，而不是惯尝使用中的对象的集合。根据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主体的指向对一种相关联的实在的视角敞开的意义上，一个世界是被“解蔽的”。这样，海德格尔的词句几乎更与我们的“戏院的世界”或一个“中国的世界”的隐喻概念而不是在文字意义上的词句更相似。在这里，解释不是专门化的智力活动，而是作为我们人类存在的基础(Spinosa，et al.，1997: 17)。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作品中对技术为了人的权力而“与世界脱离”、即剥夺它们固有的潜力并把它们还原为原材料展开了激进的批判。海德格尔分析的这个转向似乎取消了它的解释学的意义，因为技术信息也总是与海德格尔称为“座架”的内容相同 (海德格尔，1977)。虽然他的技术理论始终是否定性的，但是他的一些追随者曾试图对它进行有趣的修改。
海德格尔在早期的“生活世界”概念被Charles Spinosa， Fernando Flores 和 Hubert Dreyfus等人应用于一部近著(Spinosa， et al.，1997.)。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本书关注的是领导权而不是技术，但是这一点证明了在突出重点方面的错误是可校正的。无论如何，作者的出发点是存在于海德格尔思想核心的“解蔽”概念。《揭示新世界》在一种历史理论的语境中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基本观念。这本书中提到的问题是解蔽性活动实际上怎样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为我们打开新的或不同的视角并重组了关于一种不同意义上的真实和重要的实践。本书评论了与三种主要类型的历史行动者相一致的三种主要的制造历史的揭示性实践类型。那些例子尽管没有提到技术研究，但它们精细地阐述了解释灵活性的议题。
“清晰度”再次使一个共同体聚焦于它的核心价值和实践。这主要是政治领导人的任务。例如，作者援引约翰·肯尼迪的才干来产生对围绕诸如新边界议题的空间竞赛的热情。“交叉使用”以新的模式把改变我们世界结构的多种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价值和实践编织在一起。这是成功的社会运动如MADD（母亲们反对酒后驾驶）的工作，MADD把责任行为的观念从工作领域移向休闲领域。最后，最有意义的是，“重新配置”是一个将一种边缘的实践转变为一种占优势的实践的过程。企业家是重新配置的代理人，他们通过引进建议一种新生活方式的新产品来完成这项工作。《揭示新世界》不仅关注于产品，而且也关注于企业家。然而作者仍清晰地写道：“是产品或服务，而不是有道德的企业家的生活方式，使世界发生着改变…”(Spinosa， et al.，1997: 45)。
那些例子尽管没有提到技术研究，但它们精细地阐述解释灵活性的议题。吉列（Gillette）成功地引入的可任意使用的刮胡刀是一个教材的案例。传统的垂直式刮胡刀属于一个男人非常关注和珍爱的人工制品的世界。吉列感觉到可能根据控制和可任意使用性重新界定与对象的男子气概关系并用一种新型的刮胡刀来推进这一改变。换言之，吉列不只是服务于已存在的提供更锋利的刮胡刀的需要。“企业家的问题是，他对太迟钝的烦恼意味着什么？只意味着他想要一个做工更好使其边缘更直的刮胡刀吗？或者，他想要一种对付这事情的新方法？我们应该争论的是天才的企业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而不是实用的问题，而对他们的创新感兴趣的是他们把我们实践的方式在某些领域改变为一个整体”(Spinosa，et al.，1997: 42-43)。风格是与人工物的设计有关的世界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特征。这个案例中，风格的改变涉及到从一种对物体的非常尊敬的态度向一种控制的态度的转换。
在技术研究的“行动者”和“原本”的概念中，我们发现了讨论人工物重新构造的更精确的工具(Akrich，1992; Latour，1992)。无论如何，未能充分地应对技术，这确定了现代性理论从物的世界中抽象出来的趋势。但这次有一点不同：这一次一种理论在强调的重点方面屈从于一种把技术考虑在内的转换，因为事实上，技术已经处于它的核心。作者们写道：“对海德格尔来说，一个世界，…是相关装置的集合，每一种被用于一种特定的任务，像锤子用来钉钉子。这些任务被承担用于一定的目的，像建造房子。最后，这一活动能使从事它的那些人具有同一性，例如成为一位工匠”(Spinosa，et al.，1997: 17)。
我们现在从正在尝试着使之和解的两种理论传统中得出两个补充性前提。一方面，技术的演化依赖它们的使用者的解释实践。另一方面，人作为解释者，在本质上要受到揭示世界的技术的影响。人和他们的技术都与没有起源的共建相关联。当这个过程受到不同的技术学科的调解并以“对人的本性的控制”为目标时，现代性理论质问它如何运作。技术研究使我们关注于这些学科中所使用的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本性问题。解释学的观点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一种整合必须使我们能够了解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作用。这种技术既有形式上的技术的合理性，又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所以，这里的方案是：解释技术合理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而又不失去现实的装置和系统的具体的社会载体的思路。在不只是根据风格问题，而是更明确地根据技术客体与主体的实践构造所追逐的分析的条件下，“揭示世界”的概念在这里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已提议用我称为“工具化理论”以实现这种整合(费恩伯格，1999a，第9章)。工具化理论提出，“揭示新世界”包括一种内在于技术行动中的互补的脱离世界的过程。参与到技术过程中的材料总是属于一个世界，当它们为了技术使用而被释放的时候，这世界必定遭到破坏。技术行动的这种特殊的与世界脱离的效果不仅触及到客体，而且触及到主体。技术行为者处于一个和他的或她的对象相关的孤立的、外在的位置。由此，我们把技术控制与日常交往的相互联系区别开来。工具理性的哲学模式通常是以技术的这个方面为基础的。例如，哈贝马斯在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分中和海德格尔对“座架”的批判中都强调了这一点。
多数现代性理论都把与世界的脱离等同于技术的本质，而没有考虑到它所揭示维度的复杂性。我猜想这个等同要归因于现代技术领域的两个特征。一方面，技术学科本身只是以一种精炼的、抽象的形式合并了社会的因素。最具人性的价值如对病人的同情，在技术方面、在客观的说明书比如内科处置方案中表达出来。方案能在没有同情的情况下被执行这一事实表明，客观的说明书实际上是自足的，形成了一个把价值排除在外的封闭世界。另一方面，现代技术是围绕对人和自然的非人统治的延伸，以对它们的需要和利益的极其冷漠的方式构造起来的。技术发展的这一路线依赖于能够对设计施加影响的社会需要考虑范围的严格限制。这样，在现代社会的世界揭示中与世界的脱离尤其大大地迫近了这些世界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因为它们没有遮没它们制造暴力的痕迹。
在论证技术发展偶然性的过程中，技术研究使我们相信还有其他方式的设计和使用技术的可能性，它更能显示对人和自然的需求的尊重。但是从那些通常对任何实际技术的凌乱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一无所知的现代性理论家的外部视角来看，一种可选择的技术显然是不可思议的，理论家们只是不能认识到与技术有关的去世界性对于进入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而且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社会的问题不能归因于去世界性本身，而要归因于现存的现代性形式的社会限制下它所支持的“解蔽”的缺陷和局限。
技术过程的二元性在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分裂中反映出来，其中每一方都强调了过程的一半。与世界脱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它总是忙于分解自然对象和传统的做事方式，并代之以新的技术理性的方式。绝对地关注于这个过程的消极方面使我们产生了与像后期的海德格尔一样的思想家相联系的敌托邦的批判。但与世界脱离只是揭示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它必须用社会的术语来理解。技术研究强调了过程的这一方面。二律背反产生于在技术行为的内在的辩证特性中，每一方都只是片面地理解了各自的情况。
工具化理论在两个层次上刻画了这一辩证过程的特征。去世界性包括一个功能化的过程，客体被从它的原初背景中剥离出来并暴露出来便于分析和操纵，而主体被安置是为了远程控制。在去世界性的人类中现代社会是独特的，为了使他们屈服于技术行动——我们称之为管理——在技术训练中的延长基本的理论化的去世界的方式，这已成为复杂技术网络的基础。揭示包含一种补充的现实化过程，这种现实化通过使其朝向一种包含那些相同的客体和主体的新世界来规定其功能。两种方法在分析上可区分开，但是在实践中是相连的。
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回到我的出发点以进行总结。我是从对比马克思和库恩的理论革命并承诺用一种会调和现代性理论和技术研究的分析方法把它们带到一起开始的。一种技术世界的现象学能完成这一任务吗？回想一下马克思曾通过后来被称为“理性化”的东西带入到历史中的非连续性，和以市场、集权和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出现。这种观点似乎意味着一种抹去所有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比较起来，库恩，或至少他的后来者，颠覆了马克思的思想中暗含着的一种日益增加的理性的社会过程中进步的观念，并提供给我们一种从属于文化的历史。
我认为，理性化描述了一种包含在技术行为中的特殊类型的脱离世界的普遍化。显然，这种与世界的脱离改变了自然和传统的方式。但是，根据这种观点，理性化不再站在文化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一种对它的大致是创造性的表达，揭示新世界。在实践上，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众多的理性化的道路，其中每一条都相对一个不同的文化框架。合理性不是一种作为社会秩序的原则而能独自存在的文化的替代物，相反，合理性以它的现代技术的形式，以能在原则上实现一种广泛价值的多种方式来调解文化的表达。由现实的技术文化的贫困必须追溯到的不是技术的本质，而是我们社会的其他维度，如支配技术开发、设计的经济的力量和媒介。这种深刻洞察要求我们参与到特瑞•威诺格雷德（Terry
Winograd） 和费尔南多•弗洛雷斯 （Fernando Flores）称作的“本体的设计”，自觉建构一个技术的世界，这个世界将支撑一种令人满意的人性观念(威诺格雷德和弗洛雷斯，1987: 179)。
注 释：
①本文即将在《技术与现代性》一书中出版， 本书由T. Misa 和 A. Feenberg 编辑，MIT出版社出版。
②这种“合理性”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由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所建议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通过承认在由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合理性类型和它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对那个概念做了进一步加工。见费恩伯格《马克思、卢卡奇和批判理论的来源》(1986)的第二章内容。
③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理论之间关系的探究，见Berman(1982)和Frisby(1986)。
④有一个关于库恩的庞大的文学作品。一种有趣的近期的批判，见Fuller (2000)。
⑤我已尝试着重新阐述哈贝马斯的观点，以把技术考虑在内，见《追问技术》(1999)第7章。
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这种明显的结果确认为“物化”的一个后果。根据卢卡奇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由理性的“各个部分”——例如，单个的企业——和导向周期性危机的整个世界的非理性来刻画的。见费恩伯格《马克思、卢卡奇和批判理论的来源》(1986)，69-70。
⑦在1992年和1991年的著作中，我已独立地提出与之相似的某些思想。我称为“颠覆性的”或“民主的理性化”象贝克的“亚政治学”，而他的“编码整合”与我已提出的对具体化理论社会解释相类似。在我们与技术领域的联系中似乎仍存在差异，这在下文中，对贝克的读者来说应当变得清晰了。
⑧理查德·费曼捍卫他帮助形成的对事故的标准观点。他的观察不是基于建构论者的方法而是基于常识。费曼的理由对NASA的管理极具破坏性。例如，想一想程序员们对他们整个测试程序的赞扬的反映：“一个家伙对NASA的上层嘀咕了几句，想削减测试以省钱：‘他们一直说我们总能通过测试，那么做那么多次又有什么用呢？’” (费曼, 1988:194)。
参考文献（略）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Lewis Feenberg），（1943——），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信息与传媒学院教授、技术哲学研究会主席，当代西方有代表性的技术批判理论家。本文是作者在2004年8月于东北大学召开的“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第十届技术哲学学术年会”上的演讲，原译文约22000字，发表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