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ity Theory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eflections on Bridging the Gap

Andrew Feenberg
偽西施 不負責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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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與科技有很多重疊之處，談現代也不可能不談科技，但現代性理論和科技研究好像會互相忽略，我要問的問題就是這個特殊的彼此忽略是為什麼，以及忽略了彼此的那個部分。

　　本文前半部先回顧這兩個領域主要特色，再談馬克思和孔恩的影響，最後說說彼此之間有什麼阻礙。後半部試圖提出解決辦法，作者借海德格詮釋學的取徑，最後提出工具性(instrumentalization)理論，並說明如何應用此理論。

　　現代化理論指理性化，準確的說是科技理性普遍化成為文化形式，要求計算、控制、效率，卻減少對質和規範的要求，這有好有壞，好是人類可以控制大自然，生活較便利，壞的是耗盡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持壞觀點者，是當代科技研究的死對頭，像Albert Borgmann的「device paradigm」就是。

　　理性化也依賴社會的分化(differentiation)，也就是財產和政治權力、官員和百姓、宗教和政府等的區別，但這種理性好像又超過社會研究的範疇，如果科技是這種理性的產物，那它應不歸屬社會文化決定論。

　　科技研究反對這整個取徑，認為在設計時極為複雜，很多個案研究也都反駁這種認為科技為理性產物的說法，所以現代化理論在這面向上失效了。但如果科技和社會不是分屬不同範疇的基本「物」(things)，那說科技決定社會就不合理，再者科技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也是社會現象之一。

　　科技研究強調科技的社會複雜性和embeddedness，忽視科技理性的上對下控制，傳統手工產品，有人的心力投資其中，現在與人的特質和成長無關，最好只像是機器中的一顆螺絲，傳統建築考慮美學和歷史意含，現在只重效用，沒錯，科技理性填充了其他社會價值，比方說利潤，但這分化是現代性的特質，也會造成後續影響。

　　這兩種立場都能有部分對，也可能在乍看之下是互斥的，但我相信綜合兩者是可能的，但要科技理性跳脫實證的預設，就是實證主義讓現化化理論落入錯誤預設，以為分化是強加純粹理性形式在社會過程，但事實上，如科技研究所言，科技是社會的，所以可以幫我們避掉以為理性是只向自身邏輯回應的本質實在。

　　在批判現代性理論時，也要保住它的好，我們要解釋為什麼理性被搞成這樣？因為每個科技和市場在哲學的理性概念上，都總是依社會不同且難以說明的。接著我將描述現代性理論和科技研究對理性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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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和科學史


　　馬克思是最具影響力的現代性理論，他認為前現代和現代間存有「great divide」，也就是後來出現禮俗社會和法治社會、有機和機械、傳統和後傳統的差異，這在共產主義宣言和資本論中均可見，稱之為進化的普遍主義(progressive universalism)。

　　馬克思的論點，韋伯稱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韋伯指的不只是經濟和技術的變動，也是一種新形式的個體化(individuality)，從宗教和意識型態中解放出來。這種形式在與馬克思同期的小說可見，最後也從上層慢慢普遍到下層，工人不再相信上層，並學會理性評估理想和實際間的鴻溝。因此，他們獲得精神上的獨立，變成恩格爾口中的「free outlaw[s]」。因此馬克思理論跨認知假設及現代個人實存的諷刺，所以其方法是詮釋的、去神秘，且是分析的。這種雙重性解釋了意識型態批判和實證經濟理論間的對比，其後有哈伯瑪斯同時用詮釋和分析方法來研究現代社會。

　　另一重要人物是孔恩，他寫了科學革命的結構，讓非實證的歷史方法大盛，但不如馬克思常被新的取徑引用。當代研究者不全然都贊同馬和孔，但卻共用很多他們的預設，而孔恩也像他學者一樣，借用馬克思，比方說「革命」。但孔恩不像馬克思認為是一路往理性傾，孔恩的方法對科學研究造成很大影響，他認為沒有連續的科學傳統，只有不同傳統間的接續，就是典範轉移。認為有連續性是掩飾了複雜性和曖昧模糊，如果回到當初，就會看出轉變並不是如教科書上寫的這麼清楚。

　　這種實踐導向的取徑正如Latour所言的雙面神(Janus)，往前是一個樣，往後又是一個樣，往後面可以看到關於萬物運行的知識革命過程，這過程是獨立於科學的，而往前只看到這過程的偶然性，以及科學決定怎麼看萬物的運行。

　　因為孔恩的論點是破壞了科學假裝可以接近超越歷史的真理，所以也傷害到馬克思的理論，從這點來看，孔恩是馬克思的復仇者，也是後現代的先鋒。很多反映出孔恩思想的科技研究都有點偏後現代，至少是非現代。

　　至此，我們看到現代性理論和科技研究的內在衝突，因科技與現在不可分，所以此衝突也成為緊張關係，這不再是立場問題，而是分析類目和研究方法的問題。

　　如果孔恩的相對主義有能力解決科學和科技的自我確認，那理性社會意味什麼？在大多數現代性理論中，理性是追求效率，相反的，在科技研究中，效率不是設計和發展的唯一強迫性的目標，還有其他社會力量在其中，科技發展不是箭頭，而是樹狀結構，但如果不把進化看這麼死，或許進化不一定就得從少到多，所以建構主義的科技研究嘗試要解決這問題。

　　Latour的說法是，科學－科技理性只有在它被主動輸出時才有控制力，建構主義論者就將穩定的進化模式改為堆疊(scaling up)和衝突的偶發結果。現象沒有固定模式，而是要找出他們的建構過程，他們把可以解釋的(explanations)變成是等待解釋的(explananda)。

　　現化性理論遇到新科技研究取徑就很慘，如果科技的進程是無章法可循，那我們是否遇能說理性化、民主化是普遍的進化過程。如果現代性理論無法面對此問題，則不再足以稱為理論。下述兩個例子更明顯表現出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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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或實踐


　　現代性理論不是忽視科技，就是不將科技視為是決定性架構，如哈伯瑪斯，他說了一堆現代性理論，卻完全沒提到科技，這需要解釋，因為哈氏承接馬克思，但馬克思其實很看重科技。

　　哈氏基於韋伯的理性化理論，現代性是由不同文化領域(cultural spheres)分化而成，即國家、市場、宗教、法律、藝術、科學、科技，每一個領域都以自己的邏輯運作，這些出現的東西被哈伯瑪斯稱為「系統」(systems)，由對等交換的內部邏輯所控制著，人們在現代社會中透過市場和行政準自動功能，彼此協調行動。

　　根據哈伯瑪斯說法，這些系統的擴散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但也讓日常生活的溝通減少，因為忙於協調行動，最後溝通的領域，也就是哈氏所稱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也自成一個範疇。生活世界包含家庭、公共領域、教育和所有不同情境，在個人被形塑成社會的自動成員。在民主機制和個人自由興起後，它也服膺於特殊的理性化。不管這種說法夠不夠力，現代和傳統不同，來自於如市場、行政等機制的出現，和新傳播可能性所帶來的個人和政治自由。

　　首先，哈氏認為科技民主侵入溝通互動的生活世界，這好像說到科技，但他的理論卻未提科技，只說市場和行政，他的結論是：貨幣化(monetarization)和科層化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他之前所說的，使用工具的動物，怎麼只有金錢和權力，沒有科技？

　　更慘的是，哈伯瑪斯重塑韋伯的分化理論時，中立化理性系統，這產生保守的政治意義，比方說他認為工人的激進要求是不合理的，他在溝通行動論中也沒有說如何改革市場和行政，只是說要限制他們的影響。

　　哈氏認為科學和科技基於人們面對自然世界時的一種非社會客觀態度。這把科學和科技完全排除社會，若如此，則在哲學上不用討論此兩者，哈伯瑪斯認為很難看到社會價值和客觀態度整合，即生活世界的現象學解釋和客觀系統理論並存是方法論上的難題。哈氏沒有提出解答。

　　哈氏的作法讓研究者不用去研究理性化的真實案例，因為我們想知道的不是偶發事件怎麼變成不同結果，而是要知道理性系統的範圍，介入溝通行動的範疇的程度。有沒有可能哈氏是故意要和社會及歷史學者有所區別，他想成為哲學家？若是如此，那他付出的付價可大了，因為他竟然沒有關注今日社會發展的主要來源。

　　當然也有社會學者關注到科技，比方說Beck，他受哈氏影響提出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理論，他認為哈氏的是「簡單的現代性」，現在是風險社會，理性運作已不知自身所造成的影響和危險，可能會?了工業社會的基礎，所以必須反思這種前提和結果相衝突的問題，反身就變成是自我反省，以期出現新的政治介入和轉化工業主義。Beck認為希望在整合不同的分化領域，以免他們孤立造成危險。

　　雖然Beck有建設性，但仍是以分化，也就是Latour所稱的純化(purification)為基礎，這對現在科學和科技的學生來說是種幻想(illusion)，他們認為現代理性化是屬於日常生活實踐合起來的產物，而不是屬一個單獨的領域。

　　但現代性理論說的現象也存在，並需要解釋，我們走到實踐和系統相對的絕路，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科際間無法整合，各行其事，而且越來越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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