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宿命”的技术批判理论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述评

陆俊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83）

[关键词] 芬伯格；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技术

在当代，我们能不能，并且有没有必要开辟一条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之路？

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存在着一种对现代性的“技术性理解”：它设想了一种决定论的技术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社会是由技术进步来构造的，而技术进步本身又有赖于自然知识的进展。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老一代理论家则对技术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如马尔库塞认为，至今为止的进步都与统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统治和操纵则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因此，解放不仅仅需要社会变革，还需要理性的彻底转变。哈贝马斯则指出，现代社会被越来越有力的、由技术效用性赋予其合法性的社会组织所支配着，特殊的社会集团通过它们在技术组织中的领导作用，运用这种方法而取得了对社会的控制。但芬伯格认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哲学是批判性的，但对技术的理解依然是决定论的，即，把技术发展看作是一件既定的事实，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由其内在动力推动的、外在于人性和人的自主性的过程，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技术哲学。

促使芬伯格思考社会批判理论新思路的出发点是，我们似乎总也摆脱不了他称之为“现代性悖论”的情境：一方面，各种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各种原教旨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哲学等等）都在反对西方式或美国式的现代化，反对建立在这种现代性观念基础上的“技术文化”；而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却似乎又避免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现代性观念和现代化模式，例如，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共产主义世界，只是用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现代性（化）来代替美国所提倡的现代性（化）。实际上，两种立场是相似的：都是由技术决定论支撑的理性主义。人们难以放弃现代世界，因此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后现代的批评家一样，都是以向旧神的屈服而告终，原教旨主义者出没于军火市场上，而后现代派的人则总是把钥匙插进汽车的点火器。

技术，难道真像黑格尔哲学中那机巧的绝对理念那样，在世界的背后控制着事情的进程？芬伯格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尽管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如此深深地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甚至于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都难以触及到它的本质，但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超越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各种后现代理论的技术哲学，这也就是他费10多年研究心血而构建的“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因为正是技术系统构成了我们世界的基础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因此，就需要一种深入各种技术系统生活内部的批判。当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技术哲学对现代性作了纯粹否定的批判，并把一切事物当作既成事实之时，技术批判理论却能够揭示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提出一种新的现代性观念。

技术既然不是一种决定论式的过程，那我们如何来构建新的技术前景呢？《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触及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因为它卓越的案例分析，作者每一个独特思考的提出都有相应的技术发展案例作支撑，下面是芬伯格贯穿全书说明其论证的三种类型的例子：

（1）环境保护运动曾经对理解技术，对把被认为是中性的“技术”信息转变为对公众讨论有利的东西有着重要影响。它推动了“知情权”（Right to know）立法、从相关技术人员那里得到消息、针对环境保护局的听证会等诸如此类的公共论坛，公司和政府机构逐渐失去了神秘的面纱，结果，在核能和有毒废物处理这些领域，技术设计问题暴露在公共讨论面前。当个人把他们自己重新确定为污染的潜在受害者，从而要求对工业过程的控制权时，这就打开了技术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通道。

（2）计算机的演变提供了公众参与技术发展的新型例子。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两种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因特网（Internet）和远程电信（Teletel，一种法国国内可视图文网络）——已经吸收了数百万用户。两种网络开始都是由它们的发明者提出来的，目的是促进诸如研究数据和航班时间表之类的信息的流动，但最后结果却与发明者初衷相背，两种网络都被其用户攻击并被改造成了个人通讯的媒介。这些用户改变的不仅仅是计算机的意义，而且还有一个它正在逐渐创造的社会模式。这种战略不是马尔库塞式的“大拒绝”，而是一种精巧的综合，它使得技术系统产生了没有意料到的扭转。

（3）医疗领域提供的大量例子证明，患者在医疗系统内部改变了医疗实践和技术规则。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分娩教育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妇女在分娩中的地位，尽管最近几年它的成就受到了新的技术攻势的侵害。但在一段时期内，妇女从被隔离的、被麻醉的、被控制的被动患者变成了分娩中的积极参与者。最近，爱滋病患者已经要求有更多的接近实验治疗的权利，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对临床研究机构和治疗原理提出挑战。在这两个例子中，患者改变了他们在医疗系统中的角色，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和对治疗方法的控制，这暂时地推翻了医疗行业既定的技术专家等级制。

芬伯格通过剖析这些实例而得出结论：对大众而言，技术过程并不是不可控制的，只要人们积极参与，就能够使任何技术朝有利于人的价值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芬伯格倾力营造的“技术批判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内部批判。像技术这样的合理系统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特权的角色。在旧的现代性观念中，合理性似乎不受其周围社会世界的制约，它反而是我们世界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从马克思开始，批判的理论和社会学就已经揭示了各种合理系统——市场、官僚机构、法律、科学、技术——的社会基础和偏见。因此，人们不必把技术（体系）当作外在的东西，而是应该从构成主义角度审视这种系统发展至今的过程和内在结构，从而重新构造当今的技术代码（规则）；

第二，它突出了技术进程中民主参与的重要作用。例如，从计算机网络发展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有关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观念：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设备的性质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用户的选择。用户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计算机（网络）当作一种给定的事物，而是以交往功能为目标重新为计算机制造者和计算机系统管理员确定方向。网络行为的扩展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计算机概念，并且以各种难以预料的方式正在改变社会交往的世界。此外，公众对制定技术标准、医院规则、医疗程序等的参与，也表明技术民主是技术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第三，它具有乐观主义的色彩。《可选择的现代性》认为，科技理性和文化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作者从构成主义的前提一直论证到重塑我们周围技术世界的可能性。长期以来，也许是受恶托邦（dystopia）小说和电影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和政治中弥漫着技术恐惧症的意识形态，并且低估了重新构造现代技术的潜力，甚至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家对技术的社会运用也怀着悲观主义情绪。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始终坚持技术发展存在着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潜力，他认为现代化本身就是变化着的种种技术和文化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各种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出现过程中，美学、伦理学、文化可以和科技一道发挥作用。

《可选择的现代性》对正在进行现代化事业中国无疑也具有一种启示：现代技术正在改变中国，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它占世界人口的很大比例，因此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中国可以以一种与其真正的发展可能性相适应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条件下，西方对技术和社会的反思也许能够为中国提供一种更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观念。

（Andrew Feenberg．Alternative Modernity：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作者简介] 陆俊（1961-），男，哲学博士，现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社会学与政治学系主任，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网络文化研究。